Friday, April 21, 2006
Thursday, April 20, 2006
Isolated Corner
yes.. the title that reads isolated corner refers to BMTC II .
that's where i'll be going tml, and staying there for the next 7 weeks to come.
i'm going to move up to another phase of life.
to serve, to protect , and to lay my life for country if needed (i hope that day dun't come)
i'll miss you all, my dear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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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April 19, 2006
韩信
谋反的证据不足信
说是韩信谋反，证据何在？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详记韩信与陈的“私房话”，作为韩信“谋反”的证据，这段文字虽然写得生动，像煞有介事，但是完全经不起推敲，一推敲，就使人疑窦丛生，不敢轻信了。这段文字是：
陈拜为巨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公元前１９７年），陈果反。
请问：以这样一席话作为韩信教唆陈谋叛的证据，能行吗？当然不行。当时韩信屏退左右，只与陈两人携手“步于庭”，所说的话根本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因为是边走边说，即使某个地方藏有窃听器也记不下来。除非是陈被俘后自己交代出来，否则就不可能为别人所知。陈是在战场上被樊哙的部下当场击毙的，当然无从吐露这些谈话。退一万步说，即使陈或者韩信承认有过这样一次谈话，也只能视为发牢骚、出怨言，算不了是“谋反”的证据。因为当时韩信已在软禁之中，完全缺少“谋反”的起码条件。陈出任巨鹿守，尚未到任，八字还未见一撇，在遥远的将来会有什么新情况完全不知道，请问这个“反”又如何“谋”法？但是《淮阴侯列传》中紧接着就说了一段韩信“谋反”的经过如下：
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 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已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这一段话，与其说是司马迁记载韩信“谋反”的经过，倒不如说是司马迁有意揭穿吕后的阴谋。因为这一段话说得破绽百出，实在难以令人相信。韩信以被软禁之身能够假传圣旨赦免许多囚徒共同起来造反吗？如果真有其事，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至少应指明哪些人参与了谋划，怎么会只杀韩信一家人就把事情了结。这明明是吕后与萧何密谋把韩信骗进宫来加以谋杀，是未经审讯就袭杀了的。萧何对于韩信，正如成语所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韩信是真的谋反，何不暂时囚禁，等待刘邦回来公开审讯，明正典刑，岂不是可以对那些心怀异志的人起到警戒作用。吕、萧两人设计把韩信骗进宫去立即下手，充分说明这一段记述不能说明韩信“谋反”，只能说明是吕、萧“谋杀”。司马迁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读他的书需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如果我们读了这一段文字，真的认为是司马迁在记载韩信“谋反”的经过与罪状，那就是既不好学，更不深思，也就很难懂得他老人家的真意了。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立了大功的人最后却没有好下场。汉王朝开国第一功臣韩信被诬谋反，蒙冤被杀的事千古流传，尽人皆知。影响所及，遂使英雄气短，壮士寒心。后来大家做事都想留一手，不敢尽心竭力，建功立业，惟恐把事业做大了，功高震主，遭到忌刻，会罹不测之祸。
《史记》的作者太史公司马迁从来正直敢言，我们且看他对韩信这一大冤案是如何评论的。他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功劳之大可与周公、召公、姜太公相比），后世血食矣（可以长期享受祭祀，名垂千古）。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也就是说：活该！）
司马迁是文章高手，从来文笔流畅，逻辑性也很强。但是在这一段话中，却说得牛头不对马嘴，而且吞吞吐吐，有些底气不足的味道。请问：造成韩信最后身败名裂被夷三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只是因为不懂得“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那是不会做人，欠缺修养的问题，绝不可能处理得这么重。如果是由于“谋叛”，那你就责备他不该谋叛就行了，何必提他谦让不谦让的问题，难道他为人谦让，谋叛就可以不杀头，可以从轻处理么？司马迁的这一段话，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在暗中更换了主题。先说韩信如果为人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就可以成为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名垂千古。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因为不懂谦让，不会做人，这种说法本来是完整的。然后再去批评韩信在天下已定之时才去谋反，活该被夷三族，这就显得十分勉强，其中显然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言外之意是什么？那就是：你韩信要“谋叛”，就应该早一点动手。在你手握重兵形势十分有利的时候你不动，偏偏在兵权已失形势对你不利的时候你才想动，你这个大傻瓜，不倒霉才怪！司马迁的这种语气，显然已经表达了对韩信的无限同情。
司马迁这样评价韩信是有原因的。因为韩信是汉初第一大功臣，韩信的冤案是汉初第一大冤案，可以说是朝野上下，举世瞩目。汉王朝早已拍板定案，铁板钉钉，既然冤枉你就冤枉到底，谁敢跳出来翻案！因此司马迁评韩信，只能采用曲笔，批评是假，同情是真。而且在《淮阴侯列传》全文中，司马迁用大量的篇幅说明韩信为人忠厚，知恩图报，即使在形势对自己十分有利之时，也从无谋叛之心。他在记事中留下这些“伏笔”，是想让我们这些后世的读者能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从中揣摩出历史的真相来！
韩信不是背信弃义的人
读者诸君，请你把《史记·淮阴侯列传》再读一遍，留意一下其中描写武涉与蒯通劝说韩信背叛刘邦的经过。
先是武涉奉项羽之命去劝说韩信，希望韩信与楚联合，三分天下。他所下的说词，很有道理，但是被韩信谢绝了。韩信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背）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武涉说不动他，齐人蒯通又来劝说，劝他在楚、汉相争之时坐观成败，自取天下。蒯通说：“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而且直接提出“野兽已尽而猎狗烹”的故事，认为天下既定之时，刘邦就会对他下手。但是“韩信犹豫，不忍倍（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他没有想到，转瞬之间，蒯通所说的预言就一一变成现实。与老奸巨猾的刘邦相比，韩信实在是太老实了。
司马迁在这一段叙述中未加任何评语，因为这种评语很不好加，说得不妥，就会被指为替韩信翻案。对于这位刑余史臣司马迁，这种大帽子是戴不起的。但在这段叙述之中，司马迁显然还有一段潜台词，希望读者能够领悟。这段潜台词是：“韩信在手握重兵可以左右天下大势的时候，能够一再婉谢诸家说客的劝说，不愿意背叛刘邦；难道在被刘邦用计擒获之后，处于软禁期间，全无谋反的条件之时，还会谋反么！韩信是用兵如神的名将，又不是糊涂虫，难道会贸然做出不顾后果的糊涂事！因此，说他在软禁期间还想‘谋反’，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被软禁的韩信没有造反的条件
公元前２０２年，以项羽的败死结束了长达５年的楚汉之争。刘邦统一了天下。为了酬劳功臣，他在当年就封了７个异姓王国，其中最大的就是楚国，韩信被封为楚王。实力最强的楚国就成为刘邦的心腹大患。他要想消灭异己，第一个目标就是楚国。此时刘邦虽然做了皇帝，手中的兵力还是比不过韩信。《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说：
陈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
当时刘邦如果和韩信对垒，正如陈平所言，绝对不是韩信的对手。他只好采用陈平的献计，伪游云梦，叫韩信来见面，“实欲袭信，信弗知”。等到韩信来谒，“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洛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
可见，刘邦是用诈术逮捕了韩信，说是“人告公反”，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结果是加以扣留，软禁，赦信罪（赦的是什么罪，也就说不清，道不明），从楚王贬为淮阴侯。韩信上当被捕之后，倒是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知道这是“兔死狗烹”。这话从韩信的口中说出来，真是画龙点睛之笔。
韩信从被软禁直到被指为谋叛而杀头，前后有５年之久。在这几年中，他虽有一个淮阴侯的空名，事实上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又在朝廷的严密监控之中，没有行动自由，实际上已经失掉了“谋反”的能力。可笑的是，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中，韩信还是非常自负，不肯谦让，嘴巴还是不肯饶人。《淮阴侯列传》中说：
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这次对话，为后世留下了一条“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成语。但对韩信本人却极为不利。韩信先是说了大话，贬了刘邦（“陛下不过能将十万”），话已出口，悔之不及，只好多说两句奉承话（“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以资补救。但是老奸巨猾的刘邦听得出来，“臣多多而益善耳”是极为自负的韩信的真心话，至于后面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则是勉强说出的奉承话。做了皇帝的刘邦，对于阿谀逢迎的奉承话一天到晚听得太多了，听了不起什么作用；但是韩信藐视他的真心话，他却记恨于心。此话一出口，韩信也就“死定了”，反正早迟要把你收拾掉，看你狂妄到几时！
说是韩信谋反，证据何在？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详记韩信与陈的“私房话”，作为韩信“谋反”的证据，这段文字虽然写得生动，像煞有介事，但是完全经不起推敲，一推敲，就使人疑窦丛生，不敢轻信了。这段文字是：
陈拜为巨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公元前１９７年），陈果反。
请问：以这样一席话作为韩信教唆陈谋叛的证据，能行吗？当然不行。当时韩信屏退左右，只与陈两人携手“步于庭”，所说的话根本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因为是边走边说，即使某个地方藏有窃听器也记不下来。除非是陈被俘后自己交代出来，否则就不可能为别人所知。陈是在战场上被樊哙的部下当场击毙的，当然无从吐露这些谈话。退一万步说，即使陈或者韩信承认有过这样一次谈话，也只能视为发牢骚、出怨言，算不了是“谋反”的证据。因为当时韩信已在软禁之中，完全缺少“谋反”的起码条件。陈出任巨鹿守，尚未到任，八字还未见一撇，在遥远的将来会有什么新情况完全不知道，请问这个“反”又如何“谋”法？但是《淮阴侯列传》中紧接着就说了一段韩信“谋反”的经过如下：
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 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已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这一段话，与其说是司马迁记载韩信“谋反”的经过，倒不如说是司马迁有意揭穿吕后的阴谋。因为这一段话说得破绽百出，实在难以令人相信。韩信以被软禁之身能够假传圣旨赦免许多囚徒共同起来造反吗？如果真有其事，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至少应指明哪些人参与了谋划，怎么会只杀韩信一家人就把事情了结。这明明是吕后与萧何密谋把韩信骗进宫来加以谋杀，是未经审讯就袭杀了的。萧何对于韩信，正如成语所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韩信是真的谋反，何不暂时囚禁，等待刘邦回来公开审讯，明正典刑，岂不是可以对那些心怀异志的人起到警戒作用。吕、萧两人设计把韩信骗进宫去立即下手，充分说明这一段记述不能说明韩信“谋反”，只能说明是吕、萧“谋杀”。司马迁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读他的书需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如果我们读了这一段文字，真的认为是司马迁在记载韩信“谋反”的经过与罪状，那就是既不好学，更不深思，也就很难懂得他老人家的真意了。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立了大功的人最后却没有好下场。汉王朝开国第一功臣韩信被诬谋反，蒙冤被杀的事千古流传，尽人皆知。影响所及，遂使英雄气短，壮士寒心。后来大家做事都想留一手，不敢尽心竭力，建功立业，惟恐把事业做大了，功高震主，遭到忌刻，会罹不测之祸。
《史记》的作者太史公司马迁从来正直敢言，我们且看他对韩信这一大冤案是如何评论的。他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功劳之大可与周公、召公、姜太公相比），后世血食矣（可以长期享受祭祀，名垂千古）。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也就是说：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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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外之意是什么？那就是：你韩信要“谋叛”，就应该早一点动手。在你手握重兵形势十分有利的时候你不动，偏偏在兵权已失形势对你不利的时候你才想动，你这个大傻瓜，不倒霉才怪！司马迁的这种语气，显然已经表达了对韩信的无限同情。
司马迁这样评价韩信是有原因的。因为韩信是汉初第一大功臣，韩信的冤案是汉初第一大冤案，可以说是朝野上下，举世瞩目。汉王朝早已拍板定案，铁板钉钉，既然冤枉你就冤枉到底，谁敢跳出来翻案！因此司马迁评韩信，只能采用曲笔，批评是假，同情是真。而且在《淮阴侯列传》全文中，司马迁用大量的篇幅说明韩信为人忠厚，知恩图报，即使在形势对自己十分有利之时，也从无谋叛之心。他在记事中留下这些“伏笔”，是想让我们这些后世的读者能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从中揣摩出历史的真相来！
韩信不是背信弃义的人
读者诸君，请你把《史记·淮阴侯列传》再读一遍，留意一下其中描写武涉与蒯通劝说韩信背叛刘邦的经过。
先是武涉奉项羽之命去劝说韩信，希望韩信与楚联合，三分天下。他所下的说词，很有道理，但是被韩信谢绝了。韩信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背）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武涉说不动他，齐人蒯通又来劝说，劝他在楚、汉相争之时坐观成败，自取天下。蒯通说：“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而且直接提出“野兽已尽而猎狗烹”的故事，认为天下既定之时，刘邦就会对他下手。但是“韩信犹豫，不忍倍（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他没有想到，转瞬之间，蒯通所说的预言就一一变成现实。与老奸巨猾的刘邦相比，韩信实在是太老实了。
司马迁在这一段叙述中未加任何评语，因为这种评语很不好加，说得不妥，就会被指为替韩信翻案。对于这位刑余史臣司马迁，这种大帽子是戴不起的。但在这段叙述之中，司马迁显然还有一段潜台词，希望读者能够领悟。这段潜台词是：“韩信在手握重兵可以左右天下大势的时候，能够一再婉谢诸家说客的劝说，不愿意背叛刘邦；难道在被刘邦用计擒获之后，处于软禁期间，全无谋反的条件之时，还会谋反么！韩信是用兵如神的名将，又不是糊涂虫，难道会贸然做出不顾后果的糊涂事！因此，说他在软禁期间还想‘谋反’，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被软禁的韩信没有造反的条件
公元前２０２年，以项羽的败死结束了长达５年的楚汉之争。刘邦统一了天下。为了酬劳功臣，他在当年就封了７个异姓王国，其中最大的就是楚国，韩信被封为楚王。实力最强的楚国就成为刘邦的心腹大患。他要想消灭异己，第一个目标就是楚国。此时刘邦虽然做了皇帝，手中的兵力还是比不过韩信。《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说：
陈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
当时刘邦如果和韩信对垒，正如陈平所言，绝对不是韩信的对手。他只好采用陈平的献计，伪游云梦，叫韩信来见面，“实欲袭信，信弗知”。等到韩信来谒，“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洛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
可见，刘邦是用诈术逮捕了韩信，说是“人告公反”，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结果是加以扣留，软禁，赦信罪（赦的是什么罪，也就说不清，道不明），从楚王贬为淮阴侯。韩信上当被捕之后，倒是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知道这是“兔死狗烹”。这话从韩信的口中说出来，真是画龙点睛之笔。
韩信从被软禁直到被指为谋叛而杀头，前后有５年之久。在这几年中，他虽有一个淮阴侯的空名，事实上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又在朝廷的严密监控之中，没有行动自由，实际上已经失掉了“谋反”的能力。可笑的是，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中，韩信还是非常自负，不肯谦让，嘴巴还是不肯饶人。《淮阴侯列传》中说：
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这次对话，为后世留下了一条“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成语。但对韩信本人却极为不利。韩信先是说了大话，贬了刘邦（“陛下不过能将十万”），话已出口，悔之不及，只好多说两句奉承话（“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以资补救。但是老奸巨猾的刘邦听得出来，“臣多多而益善耳”是极为自负的韩信的真心话，至于后面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则是勉强说出的奉承话。做了皇帝的刘邦，对于阿谀逢迎的奉承话一天到晚听得太多了，听了不起什么作用；但是韩信藐视他的真心话，他却记恨于心。此话一出口，韩信也就“死定了”，反正早迟要把你收拾掉，看你狂妄到几时！
Tuesday, April 18, 2006
Thursday, April 13, 2006
Tuesday, April 11, 2006
中国古来冤案多
中国古来冤案多
冤字，按《说文解字》的解释，其字形“从从兔”，兔子一旦被罩入罗网之中，其命运可想而知，自然是被捕、受委屈。到了王充《论衡》一书，则解释曰：“无过而受罪，世谓之冤。”既然是没有过错而受到惩罚，其含义已经和今天的“冤案”差不多了。
如果一个人所犯的罪行与受到的惩罚大致相当，这样的案子也就不冤不假不错。如果无罪受罚或者轻罪重罚，那是冤案；如果被人诬陷，案情不实，那是假案；如果被办案者办错了，张冠李戴，事实不清，那是错案。不管是冤案、假案、错案，对于受害人来说，都是同样的蒙冤受屈，因此可以通称之为冤案。
冤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来自官方，与政治有关。在政权更迭、动乱频仍的时代，大祸之来只在顷刻之间。时局一有变动，许多无辜的人就会蒙冤受屈，冤案就会一批一批地产生。另一类来自民间，与政治无关。这类冤案有很大的偶然性，常常是一件一件地产生。也就是说，麻烦找到了你的头上，算你倒霉。
要说民间的冤案与政治无关，这种说法也不全面。只能说是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已。如果政治清明，法制健全，许多冤案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件件冤案的出现，正好反映了某个时代某个社会的真面目——政治黑暗、法令废弛。
也可以说：社会安定的时代冤案少，社会混乱的时代冤案多；政治清明的时代冤案少，政治黑暗的时代冤案多；法制健全的时代冤案少，法令废弛的时代冤案多。总而言之，在一个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人们肯说话，敢说话，乐于发表意见的社会里，产生的冤案就少；在一个专制独裁，万马齐喑，严刑峻法，人们动辄得咎的社会里，产生的冤案就多。
上古的部落社会，虽然没有完备的法律条文，没有必要的司法程序，但是那时候的社会好像一个大家族，酋长处理部落成员之间的纠纷比较容易，不需要严刑峻法；酋长是大家公推出来的，不可能专制独裁。处理任何问题总得让大家说得过去，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冤案。
到了近现代，大多数国家都有或多或少的法律条文和一定的司法程序，要想制造冤案，诬陷别人，绝非易事。且不说还有律师辩护，舆论监督，就是要走完法定的司法程序，也有不少的关口要过。过不了这些关口，冤案无法形成。因此，冤案也就不会太多。
在古代，或者叫做中古，国家早已形成，老百姓必须服从的国家权力已经出现。手握大权的帝王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这时候的政治清明与否就会因人而异，如果明君在位，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些，冤案就会少些；如果暴君在位，老百姓就要大吃苦头，冤案也就会层出不穷。
人类，不管你是哪个民族，不管你是哪种文化，在发展中都要经过某些历史时期，只不过时间的长短有所不同而已。君主专制时代我们有过，很多别的民族也都有过，遗憾的是，我们的君主专制时代特别漫长，长达２０００多年，比某些民族整个的历史还要长得多。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中华文化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在距今２０００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世界上许多民族还处于蒙昧时代或野蛮时代，我们已经有了“民为邦本”（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体）、“民贵君轻”等等先进的政治思想，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在距今９０多年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已经进入了君主立宪制时代或者民主制时代（且不论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我们这个老大帝国还停留在君主专制时代，一群拖着大辫子的老官僚还得匍匐在地，向一个娃娃皇帝山呼万岁，口称“皇上圣明、臣罪当诛”，这也是历史事实。
如果按照越是专制时代冤案越多的说法，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中国古来冤案多。
中国古来冤案多
同样是君主专制，但是中国的君主专制比任何国家的君主专制还要专制。因为古时候的王权多多少少都要受到神权的制约，国王不能为所欲为。中国古代的商王朝，商王要决定国家大事，还得要占卜（主要是刻字在龟腹甲上，放在火上烤热，视其裂痕走向以定吉凶）。这就要和“巫”（能与天神沟通的人）商量，受到“神意”的左右。古代欧洲的国王登位，还要教皇为之加冕，予以承认；在行使王权之时，还要得到教权的支持。只有中国在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之时，把“王”改称“皇帝”（帝原是人对天神的称呼），把人间的“王”和天上的“帝”合而为一，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以“皇权”统治天下，为所欲为，再也不受“神权”、“教权”的约束，当然更不知道什么叫做“民权”和“人权”，成为真正一人独裁的政权。
把统治天下的大权赋予皇帝一人，宣布天下的土地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天下的臣民都是皇帝一人的奴仆，也无论这个皇帝有无知识，有无能力，有无品德，也无论他的年龄是老是幼，身体是强是弱，天赋是智是愚，只要他一旦登位，天下臣民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他一个人，听他一人指挥。这从道理上说不过去，实践起来也非常困难。过去，“先王以神道设教”，假借天神的意旨办事，神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老百姓的心中总还保持着一定的神秘感。从秦开始，统治权完全归于皇帝，而皇帝又只是一个凡人，饮食男女，和常人并无不同，你能当，为什么别人不能当？在秦以前，只有强大的诸侯才能称霸中原，还得要尊重周天子的意见；在秦末大乱以后，人人都可以“逐鹿中原”，抢当皇帝。从此龙争虎斗，一治一乱，不管多么强大的朝代，也难以长治久安。长则二三百年，短则十年八载，就会改朝换代。
所谓改朝换代，说穿了不过是少数人争夺皇帝宝座，却闹得干戈扰攘，天下大乱，老百姓肝脑涂地，庐舍为墟。广大军民为此而被打死的全是冤死。如果仗打完了，新朝布告安民，让士农工商，各安生业，死的虽然白死，活着的还能苟安，那已经算是不幸中之大幸。有的新朝竟把前朝的臣民一律视为敌人，视为俘虏，按自己的高兴，任意追究罪责。这当然就会产生一批又一批的冤案。有时候并未改朝换代，只不过在帝位的继承上出现了争执，也会引起一场大战。因此而被打死了的军民更为冤枉。如明太祖朱元璋死前，因太子朱标早逝，传位给皇太孙建文帝，这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但是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发动叛乱，起兵夺亲侄子的帝位。叛军打进京城（南京）之时，竟然仇视忠于建文帝（也就是忠于明王朝）的臣民，大加杀戮。对文臣武将如方孝儒、铁铉等人处以剥皮的酷刑。朱棣自己发动叛乱，却指忠于明王朝忠于建文帝的一些忠心耿耿的名臣为叛逆，一一处死，这种歪歪道理，真不知道他怎么说得出口。这一次名为“靖难”实为叛乱的“靖难之役”，当然又制造了一大批冤案。
从秦代开始，由皇帝一人独裁的君主专制制度虽然在名义上维持了两千年，即所谓“百世皆行秦制度”，其实这是欺人之谈。一个幅员万里的大帝国，只有订立切实可行的制度，分层负责，各司其事，才能井然有序，长治久安。一个皇帝，不管他身体有多么好，能力有多么强，要求他日理万机，一切天下大事都由他拍板定案，这是不可能的。至少他的时间不够用，且不说还要批示处理，只要他把当天朝廷（中央政府）所收的公文全部看完也是办不到的。事情处理不完怎么办？只有交给身边的人（包括权臣、佞臣、被宠信的太监）处理。从表面上看，皇帝日理万机，似乎精力过人；实际上往往大权旁落，落到一批小人手上。且不说后代形形色色的许多昏庸的皇帝，就连皇帝制度的创立者秦始皇自己，也逃脱不了“大权旁落”这一必然规律。在他生前，大权已经落到了李斯、赵高这班小人手里，所以要扶苏继位的诏书无法下达，他自己也死得不明不白。
皇帝的大权旁落，一定形成小人当权，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也就必然造成一些冤案。小人用事，每每造成君子蒙冤；君子蒙冤，也就说明小人得逞。皇帝制度是由李斯一手设计，再由秦始皇拍板定案，才正式出笼的。要问这个制度究竟好与不好，我们只要看一看秦始皇与李斯的下场也就心中有数了。这个制度只会造成大权旁落，保障不了秦始皇的人身安全。如果不是由皇帝一人独裁，而是由诸大臣共议国事的话，秦始皇传位给扶苏的计划就可以实现，他自己有病也会及时得到治疗，不至于病死后与臭鲍鱼为伍。如果说李斯的腰斩于咸阳市也算是一件冤案的话，那正是他作法自毙，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时倘不实行皇帝一人独裁的制度，重大案件必须交给廷尉依法审理，李斯也就不会冤死。李斯之被腰斩，被夷三族，实在是个极大的讽刺，这正好说明了皇帝一人独裁的制度是产生大量冤案的温床。两千年来，皇帝昏庸，大权旁落，小人用事，陷害忠良，冤案累累，令人发指。
无用的皇帝大权旁落，被乘虚而入的小人钻了空子，制造出许多冤案来，这是常有的事。也有些颇为能干的皇帝，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重用小人，故意地制造大批冤案，唐代的武则天就是如此。武则天在以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以后，还不满足，还想进一步篡夺唐王朝的江山，自己登位做女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重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鼓励告密，有计划地去诬陷唐王朝的宗室和一些忠于唐王朝的旧臣。天天制造冤案，刑讯逼供，罗织成罪，锻炼成狱，在三四年中间，以谋反的罪名把忠于唐王朝的人几乎一网打尽，闹得人心惶惶，民怨沸腾。等到目的已达，武则天为了“平息民愤”，又归罪于这些酷吏，把他们一一处死。
明代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机构，更是皇家常设的特务组织，由当权的太监主持，专办不便公开审理的案件，专门打击为皇帝所不满而又没有过错的臣僚。所谓东厂、西厂，其实就是“冤案”制造厂，这里每年每月、每日每时都在制造冤案。如果案子不冤不假不错，完全可以交给刑部、大理寺公开审问、公开处理，要这个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特务机构干什么！
有时候，皇帝个人也在为所欲为，放手制造冤案。例如汉武帝晚年在京城一手造成的“巫蛊之祸”就是个好例子。这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晚年迷信鬼神，到了难以自拔的程度。他常常生病，又常常做噩梦，就怀疑有人使法术诅咒他。佞臣江充乘机装神弄鬼，说是京城中有人制做小木人，写上皇帝的生辰八字，埋在地下，以诅咒皇帝。汉武帝大怒，命令江充在京城中到处掘地，搜寻小木人。哪家的地下掘出了小木人，全家受祸，一起处死。江充到处仗势横行，作威作福。最后竟然发展到奉旨去掘皇后和太子的寝宫，引起冲突，江充被太子所杀。汉武帝竟然拍板定案，说是太子谋反，下旨给丞相刘屈旄，要他收捕太子。双方在京城内外大战三天，军民死者数万。最后太子兵败、皇后和太子都被迫自杀。这次莫名其妙的冤案，竟然落到了皇后和太子头上，整个发展过程，荒唐如同儿戏，真是贻笑天下。这也是皇帝一人独裁的恶果。我们且不要求如何民主，只要当时有一条规定，皇帝正式下旨，要由丞相副署（由丞相签一个名，表示知道了这件事），这次悲剧也就可以避免。诏旨中说太子谋反，要收捕太子，请问哪个丞相敢签这个名！
明太祖朱元璋时代的“空印案”，又是一个皇帝为所欲为所造成的荒唐冤案。按照当时的规定，地方官每年都要派员到京城去报送地方财政的决算报表。根据正式公文的要求，应该是“红压黑”，即数目字填写清楚之后，再盖上报机关的红色大印。不许“黑压红”，即不能先盖红色大印再填数字。这种要求，目的在于防弊，本来不错。但是实行起来，却有一定的困难。距离京城（南京）不远的省份，在把数字核对清楚之后再回去盖印还来得及，但是距离京城太远的省份这样做就来不及了。主管官员采取一种变通的办法，先把公文上的红色大印盖好，交给一个比较可靠的官员送到京城，把数目字核对清楚之后再认真地填写上去。这种变通办法实行了十多年，一直相安无事，也并未出现什么问题。到了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此事偶然被朱元璋所发现，他认为这是办事的官员们故意违反规定，给自己的舞弊预留余地，存心不良，在盛怒之下，他下令大查“空印公文”，即未填数字先盖大印的公文。凡查到了这样的公文，主管人员处死，办事人员充军。至于他们究竟贪污没有，舞弊没有，反而不加过问。这就是明初有名的“空印案”。这种不分青红皂白，把违反办事规则当作贪污舞弊大案来严办的事，也只有这个大老粗皇帝才做得出来。他是想杀鸡吓猴子，不惜冤杀一批人，来吓阻贪污舞弊行为，但是结果适得其反，吓得许多有才能的人再也不敢去做财经工作，纷纷找借口辞职，改行，只有拿一些外行去顶数，结果造成财经工作一片混乱。
这样的笑话，还是由皇帝一人独裁所造成的。其实这种事情根本不需要皇帝亲自过问。他当时只要把此事交给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去查办就行了。违反公文办理规则的，给予行政处分，真有贪污舞弊行为的（当然是少数），依法严惩。这不就得了吗，何至于胡子眉毛一把抓，闹了大笑话，还平添了一批冤死鬼。
冤字，按《说文解字》的解释，其字形“从从兔”，兔子一旦被罩入罗网之中，其命运可想而知，自然是被捕、受委屈。到了王充《论衡》一书，则解释曰：“无过而受罪，世谓之冤。”既然是没有过错而受到惩罚，其含义已经和今天的“冤案”差不多了。
如果一个人所犯的罪行与受到的惩罚大致相当，这样的案子也就不冤不假不错。如果无罪受罚或者轻罪重罚，那是冤案；如果被人诬陷，案情不实，那是假案；如果被办案者办错了，张冠李戴，事实不清，那是错案。不管是冤案、假案、错案，对于受害人来说，都是同样的蒙冤受屈，因此可以通称之为冤案。
冤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来自官方，与政治有关。在政权更迭、动乱频仍的时代，大祸之来只在顷刻之间。时局一有变动，许多无辜的人就会蒙冤受屈，冤案就会一批一批地产生。另一类来自民间，与政治无关。这类冤案有很大的偶然性，常常是一件一件地产生。也就是说，麻烦找到了你的头上，算你倒霉。
要说民间的冤案与政治无关，这种说法也不全面。只能说是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已。如果政治清明，法制健全，许多冤案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件件冤案的出现，正好反映了某个时代某个社会的真面目——政治黑暗、法令废弛。
也可以说：社会安定的时代冤案少，社会混乱的时代冤案多；政治清明的时代冤案少，政治黑暗的时代冤案多；法制健全的时代冤案少，法令废弛的时代冤案多。总而言之，在一个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人们肯说话，敢说话，乐于发表意见的社会里，产生的冤案就少；在一个专制独裁，万马齐喑，严刑峻法，人们动辄得咎的社会里，产生的冤案就多。
上古的部落社会，虽然没有完备的法律条文，没有必要的司法程序，但是那时候的社会好像一个大家族，酋长处理部落成员之间的纠纷比较容易，不需要严刑峻法；酋长是大家公推出来的，不可能专制独裁。处理任何问题总得让大家说得过去，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冤案。
到了近现代，大多数国家都有或多或少的法律条文和一定的司法程序，要想制造冤案，诬陷别人，绝非易事。且不说还有律师辩护，舆论监督，就是要走完法定的司法程序，也有不少的关口要过。过不了这些关口，冤案无法形成。因此，冤案也就不会太多。
在古代，或者叫做中古，国家早已形成，老百姓必须服从的国家权力已经出现。手握大权的帝王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这时候的政治清明与否就会因人而异，如果明君在位，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些，冤案就会少些；如果暴君在位，老百姓就要大吃苦头，冤案也就会层出不穷。
人类，不管你是哪个民族，不管你是哪种文化，在发展中都要经过某些历史时期，只不过时间的长短有所不同而已。君主专制时代我们有过，很多别的民族也都有过，遗憾的是，我们的君主专制时代特别漫长，长达２０００多年，比某些民族整个的历史还要长得多。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中华文化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在距今２０００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世界上许多民族还处于蒙昧时代或野蛮时代，我们已经有了“民为邦本”（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体）、“民贵君轻”等等先进的政治思想，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在距今９０多年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已经进入了君主立宪制时代或者民主制时代（且不论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我们这个老大帝国还停留在君主专制时代，一群拖着大辫子的老官僚还得匍匐在地，向一个娃娃皇帝山呼万岁，口称“皇上圣明、臣罪当诛”，这也是历史事实。
如果按照越是专制时代冤案越多的说法，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中国古来冤案多。
中国古来冤案多
同样是君主专制，但是中国的君主专制比任何国家的君主专制还要专制。因为古时候的王权多多少少都要受到神权的制约，国王不能为所欲为。中国古代的商王朝，商王要决定国家大事，还得要占卜（主要是刻字在龟腹甲上，放在火上烤热，视其裂痕走向以定吉凶）。这就要和“巫”（能与天神沟通的人）商量，受到“神意”的左右。古代欧洲的国王登位，还要教皇为之加冕，予以承认；在行使王权之时，还要得到教权的支持。只有中国在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之时，把“王”改称“皇帝”（帝原是人对天神的称呼），把人间的“王”和天上的“帝”合而为一，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以“皇权”统治天下，为所欲为，再也不受“神权”、“教权”的约束，当然更不知道什么叫做“民权”和“人权”，成为真正一人独裁的政权。
把统治天下的大权赋予皇帝一人，宣布天下的土地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天下的臣民都是皇帝一人的奴仆，也无论这个皇帝有无知识，有无能力，有无品德，也无论他的年龄是老是幼，身体是强是弱，天赋是智是愚，只要他一旦登位，天下臣民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他一个人，听他一人指挥。这从道理上说不过去，实践起来也非常困难。过去，“先王以神道设教”，假借天神的意旨办事，神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老百姓的心中总还保持着一定的神秘感。从秦开始，统治权完全归于皇帝，而皇帝又只是一个凡人，饮食男女，和常人并无不同，你能当，为什么别人不能当？在秦以前，只有强大的诸侯才能称霸中原，还得要尊重周天子的意见；在秦末大乱以后，人人都可以“逐鹿中原”，抢当皇帝。从此龙争虎斗，一治一乱，不管多么强大的朝代，也难以长治久安。长则二三百年，短则十年八载，就会改朝换代。
所谓改朝换代，说穿了不过是少数人争夺皇帝宝座，却闹得干戈扰攘，天下大乱，老百姓肝脑涂地，庐舍为墟。广大军民为此而被打死的全是冤死。如果仗打完了，新朝布告安民，让士农工商，各安生业，死的虽然白死，活着的还能苟安，那已经算是不幸中之大幸。有的新朝竟把前朝的臣民一律视为敌人，视为俘虏，按自己的高兴，任意追究罪责。这当然就会产生一批又一批的冤案。有时候并未改朝换代，只不过在帝位的继承上出现了争执，也会引起一场大战。因此而被打死了的军民更为冤枉。如明太祖朱元璋死前，因太子朱标早逝，传位给皇太孙建文帝，这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但是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发动叛乱，起兵夺亲侄子的帝位。叛军打进京城（南京）之时，竟然仇视忠于建文帝（也就是忠于明王朝）的臣民，大加杀戮。对文臣武将如方孝儒、铁铉等人处以剥皮的酷刑。朱棣自己发动叛乱，却指忠于明王朝忠于建文帝的一些忠心耿耿的名臣为叛逆，一一处死，这种歪歪道理，真不知道他怎么说得出口。这一次名为“靖难”实为叛乱的“靖难之役”，当然又制造了一大批冤案。
从秦代开始，由皇帝一人独裁的君主专制制度虽然在名义上维持了两千年，即所谓“百世皆行秦制度”，其实这是欺人之谈。一个幅员万里的大帝国，只有订立切实可行的制度，分层负责，各司其事，才能井然有序，长治久安。一个皇帝，不管他身体有多么好，能力有多么强，要求他日理万机，一切天下大事都由他拍板定案，这是不可能的。至少他的时间不够用，且不说还要批示处理，只要他把当天朝廷（中央政府）所收的公文全部看完也是办不到的。事情处理不完怎么办？只有交给身边的人（包括权臣、佞臣、被宠信的太监）处理。从表面上看，皇帝日理万机，似乎精力过人；实际上往往大权旁落，落到一批小人手上。且不说后代形形色色的许多昏庸的皇帝，就连皇帝制度的创立者秦始皇自己，也逃脱不了“大权旁落”这一必然规律。在他生前，大权已经落到了李斯、赵高这班小人手里，所以要扶苏继位的诏书无法下达，他自己也死得不明不白。
皇帝的大权旁落，一定形成小人当权，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也就必然造成一些冤案。小人用事，每每造成君子蒙冤；君子蒙冤，也就说明小人得逞。皇帝制度是由李斯一手设计，再由秦始皇拍板定案，才正式出笼的。要问这个制度究竟好与不好，我们只要看一看秦始皇与李斯的下场也就心中有数了。这个制度只会造成大权旁落，保障不了秦始皇的人身安全。如果不是由皇帝一人独裁，而是由诸大臣共议国事的话，秦始皇传位给扶苏的计划就可以实现，他自己有病也会及时得到治疗，不至于病死后与臭鲍鱼为伍。如果说李斯的腰斩于咸阳市也算是一件冤案的话，那正是他作法自毙，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时倘不实行皇帝一人独裁的制度，重大案件必须交给廷尉依法审理，李斯也就不会冤死。李斯之被腰斩，被夷三族，实在是个极大的讽刺，这正好说明了皇帝一人独裁的制度是产生大量冤案的温床。两千年来，皇帝昏庸，大权旁落，小人用事，陷害忠良，冤案累累，令人发指。
无用的皇帝大权旁落，被乘虚而入的小人钻了空子，制造出许多冤案来，这是常有的事。也有些颇为能干的皇帝，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重用小人，故意地制造大批冤案，唐代的武则天就是如此。武则天在以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以后，还不满足，还想进一步篡夺唐王朝的江山，自己登位做女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重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鼓励告密，有计划地去诬陷唐王朝的宗室和一些忠于唐王朝的旧臣。天天制造冤案，刑讯逼供，罗织成罪，锻炼成狱，在三四年中间，以谋反的罪名把忠于唐王朝的人几乎一网打尽，闹得人心惶惶，民怨沸腾。等到目的已达，武则天为了“平息民愤”，又归罪于这些酷吏，把他们一一处死。
明代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机构，更是皇家常设的特务组织，由当权的太监主持，专办不便公开审理的案件，专门打击为皇帝所不满而又没有过错的臣僚。所谓东厂、西厂，其实就是“冤案”制造厂，这里每年每月、每日每时都在制造冤案。如果案子不冤不假不错，完全可以交给刑部、大理寺公开审问、公开处理，要这个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特务机构干什么！
有时候，皇帝个人也在为所欲为，放手制造冤案。例如汉武帝晚年在京城一手造成的“巫蛊之祸”就是个好例子。这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晚年迷信鬼神，到了难以自拔的程度。他常常生病，又常常做噩梦，就怀疑有人使法术诅咒他。佞臣江充乘机装神弄鬼，说是京城中有人制做小木人，写上皇帝的生辰八字，埋在地下，以诅咒皇帝。汉武帝大怒，命令江充在京城中到处掘地，搜寻小木人。哪家的地下掘出了小木人，全家受祸，一起处死。江充到处仗势横行，作威作福。最后竟然发展到奉旨去掘皇后和太子的寝宫，引起冲突，江充被太子所杀。汉武帝竟然拍板定案，说是太子谋反，下旨给丞相刘屈旄，要他收捕太子。双方在京城内外大战三天，军民死者数万。最后太子兵败、皇后和太子都被迫自杀。这次莫名其妙的冤案，竟然落到了皇后和太子头上，整个发展过程，荒唐如同儿戏，真是贻笑天下。这也是皇帝一人独裁的恶果。我们且不要求如何民主，只要当时有一条规定，皇帝正式下旨，要由丞相副署（由丞相签一个名，表示知道了这件事），这次悲剧也就可以避免。诏旨中说太子谋反，要收捕太子，请问哪个丞相敢签这个名！
明太祖朱元璋时代的“空印案”，又是一个皇帝为所欲为所造成的荒唐冤案。按照当时的规定，地方官每年都要派员到京城去报送地方财政的决算报表。根据正式公文的要求，应该是“红压黑”，即数目字填写清楚之后，再盖上报机关的红色大印。不许“黑压红”，即不能先盖红色大印再填数字。这种要求，目的在于防弊，本来不错。但是实行起来，却有一定的困难。距离京城（南京）不远的省份，在把数字核对清楚之后再回去盖印还来得及，但是距离京城太远的省份这样做就来不及了。主管官员采取一种变通的办法，先把公文上的红色大印盖好，交给一个比较可靠的官员送到京城，把数目字核对清楚之后再认真地填写上去。这种变通办法实行了十多年，一直相安无事，也并未出现什么问题。到了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此事偶然被朱元璋所发现，他认为这是办事的官员们故意违反规定，给自己的舞弊预留余地，存心不良，在盛怒之下，他下令大查“空印公文”，即未填数字先盖大印的公文。凡查到了这样的公文，主管人员处死，办事人员充军。至于他们究竟贪污没有，舞弊没有，反而不加过问。这就是明初有名的“空印案”。这种不分青红皂白，把违反办事规则当作贪污舞弊大案来严办的事，也只有这个大老粗皇帝才做得出来。他是想杀鸡吓猴子，不惜冤杀一批人，来吓阻贪污舞弊行为，但是结果适得其反，吓得许多有才能的人再也不敢去做财经工作，纷纷找借口辞职，改行，只有拿一些外行去顶数，结果造成财经工作一片混乱。
这样的笑话，还是由皇帝一人独裁所造成的。其实这种事情根本不需要皇帝亲自过问。他当时只要把此事交给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去查办就行了。违反公文办理规则的，给予行政处分，真有贪污舞弊行为的（当然是少数），依法严惩。这不就得了吗，何至于胡子眉毛一把抓，闹了大笑话，还平添了一批冤死鬼。
平反
岳飞死后不久，宋王朝替他平反了；于谦死后不久，明王朝替他平反了。但是袁崇焕冤死以后，至今没有人替他平反。如果明王朝不亡，估计袁崇焕也会有平反之日，但是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袁崇焕又一直是清王朝的死敌，当然冤沉海底，谁也不会来为袁崇焕正式平反了。３００多年以后，为袁崇焕平反的责任落到今天史学家的头上。
袁崇焕的第一条罪状是“专戮大帅”。所谓“大帅”，指的是明朝的总兵毛文龙。此人过去领兵与后金作战，兵败溃逃，逃到辽东半岛东面的一个小岛——皮岛上，建立了一支水军。天启帝认为这支水军能对后金起到牵制作用，就供给粮饷军器，让他自行发展。他孤悬海外，拥兵自重，观察形势，到处讨好。魏忠贤当权时，他贿赂魏忠贤，希望从明廷得到更多的粮饷；后金势力大了，他又与后金暗通信息，借此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袁崇焕出镇辽东，侦知他确有通敌行为，就借阅兵为名来到皮岛，请出尚方宝剑，把他杀了。当时的人不明真相，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袁是擅杀，毛是冤死；有人认为毛文龙屡次违抗军令，也该正法。３００年来，争论不休。好在明清两代档案都在，近年来两岸学者都已经从明、清档案、相关史料中找出毛文龙通敌的证据。台湾学者李光涛在《毛文龙酿乱东江始末》一文中列出了不少毛文龙通敌的事实；我们也从《满洲密档》中查出了毛文龙对皇太极的第四次上书，其中有“请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旁夹攻，则大事成矣”这样的话。足见毛文龙确实通敌。袁崇焕持有御赐的尚方宝剑，杀毛文龙以消除隐患，有功无罪。
袁崇焕的第二条罪状是“擅主和议”。根据史实，袁崇焕与后金议和共有两次。第一次在１６２６年，那一次遣使议和得到天启帝的批准，并且允许他“便宜行事”，这样，就没有理由说他“擅自”议和。第二次在１６２９年，这次议和，双方都是一种策略。在皇太极方面，是想争取一段时间去打朝鲜；在袁崇焕方面，是想争取一段时间去加固边城与构筑防御工事。双方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谈的过程虽然拉得很长，却没有任何结果，所以袁崇焕一直没有上报，直到他蒙冤入狱为止。总之，议和一事，在开始时已得到朝廷批准，最后因故中断，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怎能说是“擅主和议”？在两次议和过程中，双方往来文书斑斑可考，作为边臣的袁崇焕没有任何一点越轨言行，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难以加上罪名。
袁崇焕的第一条罪状是“专戮大帅”。所谓“大帅”，指的是明朝的总兵毛文龙。此人过去领兵与后金作战，兵败溃逃，逃到辽东半岛东面的一个小岛——皮岛上，建立了一支水军。天启帝认为这支水军能对后金起到牵制作用，就供给粮饷军器，让他自行发展。他孤悬海外，拥兵自重，观察形势，到处讨好。魏忠贤当权时，他贿赂魏忠贤，希望从明廷得到更多的粮饷；后金势力大了，他又与后金暗通信息，借此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袁崇焕出镇辽东，侦知他确有通敌行为，就借阅兵为名来到皮岛，请出尚方宝剑，把他杀了。当时的人不明真相，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袁是擅杀，毛是冤死；有人认为毛文龙屡次违抗军令，也该正法。３００年来，争论不休。好在明清两代档案都在，近年来两岸学者都已经从明、清档案、相关史料中找出毛文龙通敌的证据。台湾学者李光涛在《毛文龙酿乱东江始末》一文中列出了不少毛文龙通敌的事实；我们也从《满洲密档》中查出了毛文龙对皇太极的第四次上书，其中有“请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旁夹攻，则大事成矣”这样的话。足见毛文龙确实通敌。袁崇焕持有御赐的尚方宝剑，杀毛文龙以消除隐患，有功无罪。
袁崇焕的第二条罪状是“擅主和议”。根据史实，袁崇焕与后金议和共有两次。第一次在１６２６年，那一次遣使议和得到天启帝的批准，并且允许他“便宜行事”，这样，就没有理由说他“擅自”议和。第二次在１６２９年，这次议和，双方都是一种策略。在皇太极方面，是想争取一段时间去打朝鲜；在袁崇焕方面，是想争取一段时间去加固边城与构筑防御工事。双方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谈的过程虽然拉得很长，却没有任何结果，所以袁崇焕一直没有上报，直到他蒙冤入狱为止。总之，议和一事，在开始时已得到朝廷批准，最后因故中断，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怎能说是“擅主和议”？在两次议和过程中，双方往来文书斑斑可考，作为边臣的袁崇焕没有任何一点越轨言行，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难以加上罪名。
袁崇焕 - “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
“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
袁崇焕去职之后，何时能够再起，已很难说。事有凑巧，就在他去职一个多月之后，时局有了很大的变化。年轻的天启帝病死，因为无子，由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帝。一个将军一个令，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的更换，却给了袁崇焕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
天启帝宠信太监魏忠贤到了不近情理的程度。魏忠贤一手遮天，独揽朝政，明廷的文武百官中，有一大批人都拜到他的门下，当他的干儿子干孙子，对他惟命是从。皇帝是要死了才能进太庙，魏忠贤在生前就能在全国各地建生祠。他掌握了明廷的特务机关——东西厂、锦衣卫，不论官、民，谁敢私下说一句对他不恭敬的话，就会有小特务告密，被抓来活活剥皮。当时崇祯帝不过是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对于做皇帝他事前毫无思想准备，手中又没有任何实力，孤身一人来继帝位之时，正值魏忠贤气焰熏天。不少人都为崇祯帝捏一把汗，怕他吃亏。魏忠贤同意他来继位，也正是看他年轻，觉得容易对付。他继位之初，不露声色，对魏忠贤从容应付，双方相处得还不错。仅仅过了两个月，崇祯帝突然下手，把魏忠贤及其死党一网打尽，一共杀了２００多人，魏忠贤本人在流放途中畏罪自尽。崇祯帝这一次暴风雨似的行动使天下震惊，朝廷内外，都佩服他有魄力，有决断，对他拭目以待，希望他能力挽狂澜，振兴久已腐朽的明王朝。
对于魏忠贤的倒行逆施，崇祯帝一一加以纠正。为了挽回辽东的颓势，他决心重新起用袁崇焕，赋予重任。
１６２８年初，崇祯帝隆重地接见了袁崇焕，慰勉有加，表示将对他委以全权，处理辽东军务。并问他有何想法，有何要求，尽管大胆地提出来。袁崇焕也就侃侃而谈，畅所欲言，直抒己见。
袁崇焕说：陛下要我去经略辽东，这正是我平生想做的事，岂有不愿之理。既承陛下信任，即请赋予全权。希望陛下用人不疑，对于边臣“但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如此边臣才得以放手做事，为国家立大功。
崇祯帝回答说：“可以。朝廷对你，早有考察，绝对相信。你要哪些事权，尽管提出，一定照准。你到辽东，如何开展工作，进行恢复大计，愿闻其详。”
当时袁崇焕的答话非常精辟，短短一席话，胜过万言书，深得崇祯帝的赞许。他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以我的本领，去解决辽东也就是后金的边患，那是绰绰有余；但是要我去应付那些七嘴八舌的意见，那些纠缠不清的人事纠纷，我就应付不了。）“事任既重，为怨实多”（既要承担重任，难免会得罪很多人）。“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何况谋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要做到许多于国有利的事，就难免对我自己不利。何况把敌人弄急了，敌人也可能会用反间计。）
对于恢复大计，袁崇焕说出了极为重要的几条原则。一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这就是说，修筑边城，巩固防务，让辽东的军民承担起保卫边疆的重任；让肥沃的辽东国土养活当地的军民。不要动辄出动大军千里驰援，万里驰援，劳师糜饷，劳民伤财，损耗国力，削弱自己。
对于战略原则，他提出要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他认为：明王朝经济发达，国力深厚；敌人经济落后，要靠对外掠夺才能生存。我们不必和他争一日之短长，不以打几次胜仗为得计，而要固守边疆，使他们野无所掠，时间一长，他们必然要被困死。因此，我们应该以坚守为主；何时发现战机，也不妨一战；至于议和，只有在对己绝对有利的时候才谈。恢复大计是个长期任务，非短时间所能收效。只有不求虚名，但做实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崇祯帝听了他这番宏论，深以为是，对他的要求满口答应，让他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登莱、天津三方军务”的名义，出镇辽东。出发之日，剑（皇帝赐给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印（官印）随行。军容之盛，前所未有，所经各地，百姓欢腾。
袁崇焕把自己的大营设在宁远，对辽东各地的明军作全面整顿。根据以守为攻的战略原则，只用少数训练有素的精兵固守坚城，保护老百姓安心耕种，军民团结，共同御敌，努力实现“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计划，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兵力与粮饷。他估计，像这样坚持三年五载，后金的物资缺乏，补给困难，各部之间的内部矛盾激化，就会发生动乱。到那时候，明军再全面出击，兴师问罪，才能彻底解决边患。
袁崇焕这次出镇辽东，在一年多时间里抓紧时间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整顿军队，杀了有通敌嫌疑又飞扬跋扈、不听命令的总兵毛文龙；二是为了争取修筑边城的时间与皇太极议和，议和事虽不成，边城却已修好；三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用全力修筑边城与相关的防御工事。到了袁崇焕蒙冤入狱之时，这些工程大致接近完工，成为边境上的铜墙铁壁。在袁崇焕死后的十余年间，敌人始终不敢从正面进攻，难越雷池一步。
皇太极比他的父亲努尔哈赤狡猾得多。他摸清了袁崇焕的意图之后，知道大事不好。如果让袁崇焕的计划顺利实现，后金就会被困死，再也不能雄踞一方。如果集中兵力，与袁崇焕部下训练有素、装备优良的明军正面交锋，那就难免会走努尔哈赤的老路。他在与一些汉人幕僚（也就是汉奸）反复商量之后，制定了以阴谋为主、用兵为辅的两手策略，攻击的目标首先就是袁崇焕。所谓“阴谋为主”，就是不择手段拉拢、收买魏忠贤的余党，尽量捏造事实，散布流言，用反间计陷害袁崇焕，动摇崇祯帝对袁崇焕的信任；所谓“用兵为辅”，就是避实击虚，避开袁崇焕的正面防地，用奇兵绕道偷袭明朝的后方，到处骚扰，配合反间计，嫁祸袁崇焕，给攻击袁崇焕的人制造口实。不把袁崇焕拉下台来，他绝不罢休。
他们认为，虽然崇祯帝对袁崇焕非常信任，委以全权，但是仍有空子可钻。一是崇祯帝太年轻（当时不到２０岁），不世故，容易上当受骗；而且他生性多疑，很难坚信某一个人（他在位１７年，一共换了５０个宰相，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用反间计有得逞的可能。二是朝廷内外，袁崇焕得罪的人太多，魏忠贤的余党对他切齿痛恨。他为了坚持实现自己的计划，对廷臣的不同意见一概置之不理，对一些权贵也不买账，如果反间计一旦奏效，攻击他的人必然不少。于是皇太极立即付诸行动。他们有计划地制造了许多流言，说是袁崇焕只守不攻，是受了后金的贿赂。通过被俘后释回的明朝太监，使这种流言一直传进宫廷。他又不惜重金，一再派人收买魏忠贤的余党，让他们不断地攻击、诬陷袁崇焕，使得北京城里谣言满天飞。１６２９年秋天，皇太极亲率精兵偷袭明朝边境，通过喜峰口攻陷遵化，进入三河、顺义，前锋直逼北京。这种偷袭实在是一种冒险行动，不是正常的作战方法。他们虽然钻进了明朝的后方，但是坚城在后，袁崇焕的大军在后，如果作战一旦失利，即无退路，会被关门打狗，全军覆没。但是这次奇袭，却使北京震动。一些不懂军事的廷臣纷纷指责袁崇焕：朝廷要你守住大门，怎么敌人竟然打到家里来了？袁崇焕闻讯，即派精兵从山海关回援北京，大破敌军于北京广渠门外，敌军退走。袁崇焕上书解释说：皇太极的偷袭，属于流寇性质，成不了气候，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坚持以守为攻的战略，拖垮敌人。后来果如他的预料，敌军在北京附近骚扰一番之后就退到了长城之外。
敌军虽然退走，北京城里却乱成了一锅粥。许多人不懂军事，不明真相，只从一时的现象上看问题，纷纷指责袁崇焕拥兵自重，不肯出击，纵敌深入。在一片指责声中，崇祯帝也动摇了，他忘记了袁崇焕所说的“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谋敌之急，敌亦从而间（用反间计）之”这些话，在盛怒之下，将袁崇焕下狱论罪。当时攻击袁崇焕最力的，就是毛文龙的小同乡大学士温体仁。他们罗织袁崇焕的罪名只有两条：一是“专戮大帅”（指杀毛文龙一事），二是“擅主和议”。最后袁崇焕被判死刑，家属充军３ ０００里。噩耗传到辽东，军民哭声动地，大家愤慨地说：“袁大人忠心为国，竟然落到这种下场，我们还在这里忙乎什么！”许多队伍，纷纷溃散，辽东前线，一片混乱。皇太极得到消息，大喜过望，在沈阳城里张灯结彩，庆贺胜利，宴会笙歌，通宵达旦。
崇祯帝冤杀袁崇焕，已经铸成大错，遂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事后追悔无及。这件冤案和历史上岳飞的冤案、于谦的冤案颇有相同之处。三位主角都是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民族英雄，都是在立了大功之后，反被本国的皇帝所冤杀。稍有不同的是，杀岳飞是宋高宗赵构有意为之，其目的是为了向敌人讨好、乞和以图苟安；杀于谦是明英宗朱祁镇有意为之，是为了报私仇（朱祁镇被敌人所俘，于谦不受敌人要挟，提出社稷为重、皇帝为轻的口号，另立皇帝坚持抗战，终于获得大胜，因此而被朱祁镇所痛恨）；杀袁崇焕并不是崇祯帝有意为之，而是他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若从三大冤案的后果来比较，袁崇焕冤案的后果最为严重。袁崇焕如果不被冤杀，过不了几年，他的恢复辽东的大计划就能实现。
袁崇焕去职之后，何时能够再起，已很难说。事有凑巧，就在他去职一个多月之后，时局有了很大的变化。年轻的天启帝病死，因为无子，由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帝。一个将军一个令，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的更换，却给了袁崇焕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
天启帝宠信太监魏忠贤到了不近情理的程度。魏忠贤一手遮天，独揽朝政，明廷的文武百官中，有一大批人都拜到他的门下，当他的干儿子干孙子，对他惟命是从。皇帝是要死了才能进太庙，魏忠贤在生前就能在全国各地建生祠。他掌握了明廷的特务机关——东西厂、锦衣卫，不论官、民，谁敢私下说一句对他不恭敬的话，就会有小特务告密，被抓来活活剥皮。当时崇祯帝不过是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对于做皇帝他事前毫无思想准备，手中又没有任何实力，孤身一人来继帝位之时，正值魏忠贤气焰熏天。不少人都为崇祯帝捏一把汗，怕他吃亏。魏忠贤同意他来继位，也正是看他年轻，觉得容易对付。他继位之初，不露声色，对魏忠贤从容应付，双方相处得还不错。仅仅过了两个月，崇祯帝突然下手，把魏忠贤及其死党一网打尽，一共杀了２００多人，魏忠贤本人在流放途中畏罪自尽。崇祯帝这一次暴风雨似的行动使天下震惊，朝廷内外，都佩服他有魄力，有决断，对他拭目以待，希望他能力挽狂澜，振兴久已腐朽的明王朝。
对于魏忠贤的倒行逆施，崇祯帝一一加以纠正。为了挽回辽东的颓势，他决心重新起用袁崇焕，赋予重任。
１６２８年初，崇祯帝隆重地接见了袁崇焕，慰勉有加，表示将对他委以全权，处理辽东军务。并问他有何想法，有何要求，尽管大胆地提出来。袁崇焕也就侃侃而谈，畅所欲言，直抒己见。
袁崇焕说：陛下要我去经略辽东，这正是我平生想做的事，岂有不愿之理。既承陛下信任，即请赋予全权。希望陛下用人不疑，对于边臣“但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如此边臣才得以放手做事，为国家立大功。
崇祯帝回答说：“可以。朝廷对你，早有考察，绝对相信。你要哪些事权，尽管提出，一定照准。你到辽东，如何开展工作，进行恢复大计，愿闻其详。”
当时袁崇焕的答话非常精辟，短短一席话，胜过万言书，深得崇祯帝的赞许。他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以我的本领，去解决辽东也就是后金的边患，那是绰绰有余；但是要我去应付那些七嘴八舌的意见，那些纠缠不清的人事纠纷，我就应付不了。）“事任既重，为怨实多”（既要承担重任，难免会得罪很多人）。“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何况谋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要做到许多于国有利的事，就难免对我自己不利。何况把敌人弄急了，敌人也可能会用反间计。）
对于恢复大计，袁崇焕说出了极为重要的几条原则。一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这就是说，修筑边城，巩固防务，让辽东的军民承担起保卫边疆的重任；让肥沃的辽东国土养活当地的军民。不要动辄出动大军千里驰援，万里驰援，劳师糜饷，劳民伤财，损耗国力，削弱自己。
对于战略原则，他提出要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他认为：明王朝经济发达，国力深厚；敌人经济落后，要靠对外掠夺才能生存。我们不必和他争一日之短长，不以打几次胜仗为得计，而要固守边疆，使他们野无所掠，时间一长，他们必然要被困死。因此，我们应该以坚守为主；何时发现战机，也不妨一战；至于议和，只有在对己绝对有利的时候才谈。恢复大计是个长期任务，非短时间所能收效。只有不求虚名，但做实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崇祯帝听了他这番宏论，深以为是，对他的要求满口答应，让他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登莱、天津三方军务”的名义，出镇辽东。出发之日，剑（皇帝赐给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印（官印）随行。军容之盛，前所未有，所经各地，百姓欢腾。
袁崇焕把自己的大营设在宁远，对辽东各地的明军作全面整顿。根据以守为攻的战略原则，只用少数训练有素的精兵固守坚城，保护老百姓安心耕种，军民团结，共同御敌，努力实现“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计划，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兵力与粮饷。他估计，像这样坚持三年五载，后金的物资缺乏，补给困难，各部之间的内部矛盾激化，就会发生动乱。到那时候，明军再全面出击，兴师问罪，才能彻底解决边患。
袁崇焕这次出镇辽东，在一年多时间里抓紧时间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整顿军队，杀了有通敌嫌疑又飞扬跋扈、不听命令的总兵毛文龙；二是为了争取修筑边城的时间与皇太极议和，议和事虽不成，边城却已修好；三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用全力修筑边城与相关的防御工事。到了袁崇焕蒙冤入狱之时，这些工程大致接近完工，成为边境上的铜墙铁壁。在袁崇焕死后的十余年间，敌人始终不敢从正面进攻，难越雷池一步。
皇太极比他的父亲努尔哈赤狡猾得多。他摸清了袁崇焕的意图之后，知道大事不好。如果让袁崇焕的计划顺利实现，后金就会被困死，再也不能雄踞一方。如果集中兵力，与袁崇焕部下训练有素、装备优良的明军正面交锋，那就难免会走努尔哈赤的老路。他在与一些汉人幕僚（也就是汉奸）反复商量之后，制定了以阴谋为主、用兵为辅的两手策略，攻击的目标首先就是袁崇焕。所谓“阴谋为主”，就是不择手段拉拢、收买魏忠贤的余党，尽量捏造事实，散布流言，用反间计陷害袁崇焕，动摇崇祯帝对袁崇焕的信任；所谓“用兵为辅”，就是避实击虚，避开袁崇焕的正面防地，用奇兵绕道偷袭明朝的后方，到处骚扰，配合反间计，嫁祸袁崇焕，给攻击袁崇焕的人制造口实。不把袁崇焕拉下台来，他绝不罢休。
他们认为，虽然崇祯帝对袁崇焕非常信任，委以全权，但是仍有空子可钻。一是崇祯帝太年轻（当时不到２０岁），不世故，容易上当受骗；而且他生性多疑，很难坚信某一个人（他在位１７年，一共换了５０个宰相，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用反间计有得逞的可能。二是朝廷内外，袁崇焕得罪的人太多，魏忠贤的余党对他切齿痛恨。他为了坚持实现自己的计划，对廷臣的不同意见一概置之不理，对一些权贵也不买账，如果反间计一旦奏效，攻击他的人必然不少。于是皇太极立即付诸行动。他们有计划地制造了许多流言，说是袁崇焕只守不攻，是受了后金的贿赂。通过被俘后释回的明朝太监，使这种流言一直传进宫廷。他又不惜重金，一再派人收买魏忠贤的余党，让他们不断地攻击、诬陷袁崇焕，使得北京城里谣言满天飞。１６２９年秋天，皇太极亲率精兵偷袭明朝边境，通过喜峰口攻陷遵化，进入三河、顺义，前锋直逼北京。这种偷袭实在是一种冒险行动，不是正常的作战方法。他们虽然钻进了明朝的后方，但是坚城在后，袁崇焕的大军在后，如果作战一旦失利，即无退路，会被关门打狗，全军覆没。但是这次奇袭，却使北京震动。一些不懂军事的廷臣纷纷指责袁崇焕：朝廷要你守住大门，怎么敌人竟然打到家里来了？袁崇焕闻讯，即派精兵从山海关回援北京，大破敌军于北京广渠门外，敌军退走。袁崇焕上书解释说：皇太极的偷袭，属于流寇性质，成不了气候，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坚持以守为攻的战略，拖垮敌人。后来果如他的预料，敌军在北京附近骚扰一番之后就退到了长城之外。
敌军虽然退走，北京城里却乱成了一锅粥。许多人不懂军事，不明真相，只从一时的现象上看问题，纷纷指责袁崇焕拥兵自重，不肯出击，纵敌深入。在一片指责声中，崇祯帝也动摇了，他忘记了袁崇焕所说的“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谋敌之急，敌亦从而间（用反间计）之”这些话，在盛怒之下，将袁崇焕下狱论罪。当时攻击袁崇焕最力的，就是毛文龙的小同乡大学士温体仁。他们罗织袁崇焕的罪名只有两条：一是“专戮大帅”（指杀毛文龙一事），二是“擅主和议”。最后袁崇焕被判死刑，家属充军３ ０００里。噩耗传到辽东，军民哭声动地，大家愤慨地说：“袁大人忠心为国，竟然落到这种下场，我们还在这里忙乎什么！”许多队伍，纷纷溃散，辽东前线，一片混乱。皇太极得到消息，大喜过望，在沈阳城里张灯结彩，庆贺胜利，宴会笙歌，通宵达旦。
崇祯帝冤杀袁崇焕，已经铸成大错，遂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事后追悔无及。这件冤案和历史上岳飞的冤案、于谦的冤案颇有相同之处。三位主角都是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民族英雄，都是在立了大功之后，反被本国的皇帝所冤杀。稍有不同的是，杀岳飞是宋高宗赵构有意为之，其目的是为了向敌人讨好、乞和以图苟安；杀于谦是明英宗朱祁镇有意为之，是为了报私仇（朱祁镇被敌人所俘，于谦不受敌人要挟，提出社稷为重、皇帝为轻的口号，另立皇帝坚持抗战，终于获得大胜，因此而被朱祁镇所痛恨）；杀袁崇焕并不是崇祯帝有意为之，而是他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若从三大冤案的后果来比较，袁崇焕冤案的后果最为严重。袁崇焕如果不被冤杀，过不了几年，他的恢复辽东的大计划就能实现。
袁崇焕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号自如，廣東東莞桑园客家人。明朝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和文學家。
明朝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任福建邵武知县。 1622年（天启二年），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同年单骑出关考察关外，还京后自请守卫辽东。築古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卫戍。 1626年（天启六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宁远城，受炮伤而死，袁崇焕升至辽东巡抚，終因不附魏忠賢，被其黨所劾去職。熹宗崩，崇禎即位，魏忠賢見誅。朝臣紛請召袁崇煥還朝。1628年（崇禎元年）任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七月，崇禎召見崇煥。崇煥慷慨陳詞，計劃以五年復遼，並疏陳方略，皇帝大喜，賜崇煥尚方寶劍，在復遼前提下，可以便宜行事。
1629年（崇禎二年）崇煥與內閣輔臣錢龍錫談到平遼事宜，認為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主張「先從東江做起」，集中精力對付毛文龙。後崇煥藉口閱兵設計文龍，當眾宣佈毛文龍十二大罪狀，以尚方寶劍斬文龍於皮島。1629年（崇祯二年）十月，發生“己巳之變”，皇太極率十萬清兵繞境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兵臨北京城下，北京戒嚴。袁崇焕聞訊带兵两日急行三百里，袁崇煥本應將來犯之敵阻擋在薊州至通州一線，在此展開決戰，以確保京城安全。但當他偵察得知敵兵已經越過薊州向西進發時，只是率兵跟躡，趕到河西務時，又不顧將領反對，率部前往北京，於次日晚抵達廣渠門外，大敗清軍。袁崇煥如此之舉，引起北京城外的戚畹中貴的極度不滿，紛紛向朝廷告狀：袁崇煥名為入援，卻聽任敵騎劫掠焚燒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貴園亭莊舍被敵騎蹂躪殆盡。
世傳皇太极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崇祯皇帝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但是一些學者傾向於相信崇禎皇帝殺袁崇煥，並非是皇太極的反間計得逞。由於袁崇煥是囚禁半年後才被處死的，不大可能是因一時激憤誤殺。事實上，擅殺毛文龍一事，就足以使崇禎皇帝決心殺之。文龍舊部大都誤認為是皇帝要殺毛文龍，於是把怨恨轉移到皇帝身上，大舉嘩變，造成日後一連串悲劇事件的發生，終於致使前線態勢一發不可收拾。
1630年（崇祯三年），袁崇焕以“通虜謀叛”、“擅主和議”、“專戮大帥”的罪名“磔”死。崇煥伏刑之慘情，令人毛骨悚然，當時北京百姓都相信袁通敵，恨之入骨，“劊子手割一塊肉，百姓付錢，取之生食。頃間肉已沽清。再開膛出五臟，截寸而沽。百姓買得，和燒酒生吞，血流齒頰”（《石匱書》）。崇煥死後，佘氏義僕為其收斂骸骨，葬於北京廣渠門內廣東義園，並從此世代為袁守墓。史載“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明史列传147》）
乾隆49年（1872年）(?)乾隆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清高宗實錄》載：“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為難，但尚能忠於所事，彼時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闢，深可憫惻”，案情始末終於真相大白。
明朝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任福建邵武知县。 1622年（天启二年），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同年单骑出关考察关外，还京后自请守卫辽东。築古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卫戍。 1626年（天启六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宁远城，受炮伤而死，袁崇焕升至辽东巡抚，終因不附魏忠賢，被其黨所劾去職。熹宗崩，崇禎即位，魏忠賢見誅。朝臣紛請召袁崇煥還朝。1628年（崇禎元年）任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七月，崇禎召見崇煥。崇煥慷慨陳詞，計劃以五年復遼，並疏陳方略，皇帝大喜，賜崇煥尚方寶劍，在復遼前提下，可以便宜行事。
1629年（崇禎二年）崇煥與內閣輔臣錢龍錫談到平遼事宜，認為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主張「先從東江做起」，集中精力對付毛文龙。後崇煥藉口閱兵設計文龍，當眾宣佈毛文龍十二大罪狀，以尚方寶劍斬文龍於皮島。1629年（崇祯二年）十月，發生“己巳之變”，皇太極率十萬清兵繞境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兵臨北京城下，北京戒嚴。袁崇焕聞訊带兵两日急行三百里，袁崇煥本應將來犯之敵阻擋在薊州至通州一線，在此展開決戰，以確保京城安全。但當他偵察得知敵兵已經越過薊州向西進發時，只是率兵跟躡，趕到河西務時，又不顧將領反對，率部前往北京，於次日晚抵達廣渠門外，大敗清軍。袁崇煥如此之舉，引起北京城外的戚畹中貴的極度不滿，紛紛向朝廷告狀：袁崇煥名為入援，卻聽任敵騎劫掠焚燒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貴園亭莊舍被敵騎蹂躪殆盡。
世傳皇太极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崇祯皇帝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但是一些學者傾向於相信崇禎皇帝殺袁崇煥，並非是皇太極的反間計得逞。由於袁崇煥是囚禁半年後才被處死的，不大可能是因一時激憤誤殺。事實上，擅殺毛文龍一事，就足以使崇禎皇帝決心殺之。文龍舊部大都誤認為是皇帝要殺毛文龍，於是把怨恨轉移到皇帝身上，大舉嘩變，造成日後一連串悲劇事件的發生，終於致使前線態勢一發不可收拾。
1630年（崇祯三年），袁崇焕以“通虜謀叛”、“擅主和議”、“專戮大帥”的罪名“磔”死。崇煥伏刑之慘情，令人毛骨悚然，當時北京百姓都相信袁通敵，恨之入骨，“劊子手割一塊肉，百姓付錢，取之生食。頃間肉已沽清。再開膛出五臟，截寸而沽。百姓買得，和燒酒生吞，血流齒頰”（《石匱書》）。崇煥死後，佘氏義僕為其收斂骸骨，葬於北京廣渠門內廣東義園，並從此世代為袁守墓。史載“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明史列传147》）
乾隆49年（1872年）(?)乾隆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清高宗實錄》載：“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為難，但尚能忠於所事，彼時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闢，深可憫惻”，案情始末終於真相大白。
Reincarnation
Reincarnation (PG)
35 years ago...A random act of violence is committed at a tourist hotel. A college professor, possessed by madness, goes on a killing spree, slaughtering 11 hotel guests and employees. While recording his acts of violence on an 8mm camcorder, he slashes one victim after another, as they run for their lives. Present ....Matsumura (played by Kippei Shiina) is a director who wants to turn this crime story into a movie. Titled “Memory” he casts a young actress, Nagisa Sugiura (Yuuka) as the heroine of his project. But as their shoot date closes in, Nagisa begins to see creepy dreams and hallucinations. Meanwhile, several other people start seeing similar nightmares and illusions – is the grudge of the victims from 35 years ago surfacing?
-- juz caught this movie ytd, courtsy of YES933 for the tickets.. quite nice.. horror rating quite ok also.. recommanded to watch it.
as usual suspence till the last min, as continued by the same director whom brought u RING , JU-ON etc..
do watch this movie if you haven't done so.
35 years ago...A random act of violence is committed at a tourist hotel. A college professor, possessed by madness, goes on a killing spree, slaughtering 11 hotel guests and employees. While recording his acts of violence on an 8mm camcorder, he slashes one victim after another, as they run for their lives. Present ....Matsumura (played by Kippei Shiina) is a director who wants to turn this crime story into a movie. Titled “Memory” he casts a young actress, Nagisa Sugiura (Yuuka) as the heroine of his project. But as their shoot date closes in, Nagisa begins to see creepy dreams and hallucinations. Meanwhile, several other people start seeing similar nightmares and illusions – is the grudge of the victims from 35 years ago surfacing?
-- juz caught this movie ytd, courtsy of YES933 for the tickets.. quite nice.. horror rating quite ok also.. recommanded to watch it.
as usual suspence till the last min, as continued by the same director whom brought u RING , JU-ON etc..
do watch this movie if you haven't done so.
Sunday, April 09, 2006
How Old do you act?
| You Are 24 Years Old |
 Under 12: You are a kid at heart. You still have an optimistic life view - and you look at the world with awe. 13-19: You are a teenager at heart. You question authority and are still trying to find your place in this world. 20-29: You are a twentysomething at heart. You feel excited about what's to come... love, work, and new experiences. 30-39: You are a thirtysomething at heart. You've had a taste of success and true love, but you want more! 40+: You are a mature adult. You've been through most of the ups and downs of life already. Now you get to sit back and relax. |
Thursday, April 06, 2006
太平天國劊子手
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曾國藩﹐為滿清王朝立下了豐功偉績。但他並未得到他主子答應的賞賜和信任。
相反的卻引來了朝廷的猜忌和防範。
為了能有個善終﹐曾氏兄弟主動減受俚金﹐裁減湘勇人數﹐自減兵權﹐落得個灰溜溜的可悲下場。
他們徒勞一切﹐也已經無法挽救滿清王朝的覆滅和崩潰
相反的卻引來了朝廷的猜忌和防範。
為了能有個善終﹐曾氏兄弟主動減受俚金﹐裁減湘勇人數﹐自減兵權﹐落得個灰溜溜的可悲下場。
他們徒勞一切﹐也已經無法挽救滿清王朝的覆滅和崩潰
太平天國失敗之原因
太平天國初期發展迅速，盛極一時，本有驅除滿清。統一全國的希望，但卻不能把握機會，終致失敗，主要是由於內部政策的錯誤、
一、過分迷信神權––太平軍的興起，宗教吸引是重要因素，但洪秀全過於迷信神權，很難引起人民的共鳴。
二、不顧冶地安民––太平軍初期所向披靡，但只顧攻城前進，很多土地得而復失：又不重視安撫人民，沒有讓他們遇些安樂日子。
三、措施流於空想––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始用心民政，鄱又不顧實際，公田與聖庫制度都難於施行，使人民大夫所望。
四、排斥會杜分子––洪秀全重神權，對不肯加入拜上帝會的會社分子一律拒絕，又不聯絡其他反清力量如天地會。匕首黨等，孤軍作戰。
五、破壞傳統文化––太平天國否定傳統儒家文化，有不少主張和措施違背倫常觀念，破壞家庭制度，引起人民反感，甚至與太平軍對抗。
六、不懂處理外交––列強本對太平天國抱有希望，但太平天國未能及時與各國建立外交關像，後來更進攻上海，威脅洋人的商務和條約利益，以致洋人決心支持清廷消滅太平軍。
七、領袖明爭暗鬥––定都天京後，諸王權力鬥爭進入白熱化的階段，而洪秀全處理不善，使太平軍力量大損。
八、天王用人不專––太平天國內鬨後，洪秀全用石達開輔政，綁叉以二兄牽制他，致使石達開一怒出走。以後忠王李秀成獨力支撐大局，亦遭疑忌，權任不專，難於策劃軍政。
九、太平天國內亂--楊韋之亂﹐殺人過多﹐被韋昌輝滅掉的楊黨﹐石家以及胡亂殺一通的人等就有數萬之多 後來韋家也慘遭滅門之毒
十、天王注重牽制 --佔領南京(天京)之後﹐天王並不揮軍北伐﹐讓當時的飯桶八旗軍以及烏合之眾的地方民兵有了喘氣的時間﹐能夠好好整頓﹐練兵。 當時的天王反而開始玩起了牽制游戲。
十一、天王濫封王爵 --從蕭朝貴﹐馮雲山為天國捐軀。 楊秀清﹐韋昌輝因叛逆罪被宰。 天國就只剩下石達開(翼王)。 而天王為了牽制石達開而封了 ‘安王’ ‘福王’ 兩個飯桶。 雖說後來兩王並不平安﹐福氣 而被消去封爵﹐天王也決定不在封王。 但是﹐沒多久又封了干王﹐英王﹐忠王等大概2700余人。
十二、損失太多將領 --雖然說兩軍交戰﹐死傷難免。 太平天國許多名將卻死的冤枉。石達開被騙而降﹐7000多名部下被清軍炮轟的體無完膚。 英王陳玉成被已降滿清的守將騙去救援﹐被捕﹐凌遲處死。北伐軍隊在東王不支援之下﹐李開芳等名將也都被滿清凌遲處死
以上種種錯誤，不但削弱了太平天國的力量，加上湘軍、淮軍相繼興起，紀律嚴明，訓練有素，將士無官僚惡習，曾國藩、李鴻章又善於用人，並以維護傳統文化相號召，終陝太平天國敗亡。
除了上述這幾個原因， 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根本原因在於農民階級的局限性。
由於農民群眾分散的落後的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的散漫性、狹隘性、保守性以及私有觀念、政治淺見等缺陷。他們面對的卻是滿洲貴族、漢族地主和外國侵略者勾結起來的強大兇惡的敵人，因此，失敗就很難避免了。
太平天國的影響
太平天國事件，經歷十餘年之久，範圍廣及大半個中國，雖以失敗告終，但影響至為重大：
一、削弱溝朝根基––亙莖陷落後，部分左土箏仍在上惠、可壺一帶聯合「捻黨」反清， 1865年大敗清兵於山東曹，叭並擊斃清將僧格林沁：直至1878年，太平軍的餘部始被完全消滅。一連串的變亂，使清廷元氣大傷。
二、漢人勢力抬頭––在對抗太平天國的戰事當中，清廷的正規軍隊腐敗無能，依賴地方組織團練來應付大局。曾國藩、李鴻章和他們的部屬都立下了大功，清廷不得不重用他們，自此漢人在滿清政權中所佔的比重漸增，至清朝末年甚至掌握了地方實權。
三、地方勢力膨脹––清廷賴地方組織的湘軍、淮軍平定太平天國，從此地方疆吏可以領兵練兵，這是清代軍權下移的契機，亦造成日後地方勢力的膨脹。
四、播下革命種子––太平天國所宣揚的民族思想和革命精神，自此深入民心；餘部流落四方，仍以滅滿興漢為職志。清朝末年的革命運動，多少受到太平天國的啟發。
五、倡導社會革命––太平天國規定土地公有，主張財富平均分配：又提倡男女平等，及破除社會陋習。這些措施，雖然未能貫徹實行，但對日後的中國有一定的影響，成為倡導社會革命的先驅。
六、上海租界成立––當太平天國的動亂正急時，列強宣佈上海中立，且命海軍登陸，又組織「義勇隊」維持居住地區的治安。自此以後，外人居住地區的行政權由各國領事共管，租界從此成立。
七、海關制度源起––上海動亂時，清吏逃遁一空，英、美、法三國領事協議派出代表，組成開稅管理委員會。後來清廷邀請外國人管理海關，任命外國人為總稅務司，中國沿海各商埠和長江沿線各口岸共達三十餘處，也先後實行了由外國稅務司控制的海關制度。
太平天國革命發生在中國進入近代社會的初期，它既是單純的農民戰爭，又帶有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它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把農民平均主義思想發展到了頂峰。從形式上看，清王朝的統治還延續了近半個世紀，但在這半個世紀中，人民受到了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和鼓舞，一直沒有停止過對封建王朝的鬥爭，半個世紀後終於爆發了辛亥革命。
太平天國革命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革命，從1851年起共堅持了14年，勢力擴展到17省，有力地打擊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和外國的侵略，促進了封建社會的崩潰。
一、過分迷信神權––太平軍的興起，宗教吸引是重要因素，但洪秀全過於迷信神權，很難引起人民的共鳴。
二、不顧冶地安民––太平軍初期所向披靡，但只顧攻城前進，很多土地得而復失：又不重視安撫人民，沒有讓他們遇些安樂日子。
三、措施流於空想––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始用心民政，鄱又不顧實際，公田與聖庫制度都難於施行，使人民大夫所望。
四、排斥會杜分子––洪秀全重神權，對不肯加入拜上帝會的會社分子一律拒絕，又不聯絡其他反清力量如天地會。匕首黨等，孤軍作戰。
五、破壞傳統文化––太平天國否定傳統儒家文化，有不少主張和措施違背倫常觀念，破壞家庭制度，引起人民反感，甚至與太平軍對抗。
六、不懂處理外交––列強本對太平天國抱有希望，但太平天國未能及時與各國建立外交關像，後來更進攻上海，威脅洋人的商務和條約利益，以致洋人決心支持清廷消滅太平軍。
七、領袖明爭暗鬥––定都天京後，諸王權力鬥爭進入白熱化的階段，而洪秀全處理不善，使太平軍力量大損。
八、天王用人不專––太平天國內鬨後，洪秀全用石達開輔政，綁叉以二兄牽制他，致使石達開一怒出走。以後忠王李秀成獨力支撐大局，亦遭疑忌，權任不專，難於策劃軍政。
九、太平天國內亂--楊韋之亂﹐殺人過多﹐被韋昌輝滅掉的楊黨﹐石家以及胡亂殺一通的人等就有數萬之多 後來韋家也慘遭滅門之毒
十、天王注重牽制 --佔領南京(天京)之後﹐天王並不揮軍北伐﹐讓當時的飯桶八旗軍以及烏合之眾的地方民兵有了喘氣的時間﹐能夠好好整頓﹐練兵。 當時的天王反而開始玩起了牽制游戲。
十一、天王濫封王爵 --從蕭朝貴﹐馮雲山為天國捐軀。 楊秀清﹐韋昌輝因叛逆罪被宰。 天國就只剩下石達開(翼王)。 而天王為了牽制石達開而封了 ‘安王’ ‘福王’ 兩個飯桶。 雖說後來兩王並不平安﹐福氣 而被消去封爵﹐天王也決定不在封王。 但是﹐沒多久又封了干王﹐英王﹐忠王等大概2700余人。
十二、損失太多將領 --雖然說兩軍交戰﹐死傷難免。 太平天國許多名將卻死的冤枉。石達開被騙而降﹐7000多名部下被清軍炮轟的體無完膚。 英王陳玉成被已降滿清的守將騙去救援﹐被捕﹐凌遲處死。北伐軍隊在東王不支援之下﹐李開芳等名將也都被滿清凌遲處死
以上種種錯誤，不但削弱了太平天國的力量，加上湘軍、淮軍相繼興起，紀律嚴明，訓練有素，將士無官僚惡習，曾國藩、李鴻章又善於用人，並以維護傳統文化相號召，終陝太平天國敗亡。
除了上述這幾個原因， 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根本原因在於農民階級的局限性。
由於農民群眾分散的落後的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的散漫性、狹隘性、保守性以及私有觀念、政治淺見等缺陷。他們面對的卻是滿洲貴族、漢族地主和外國侵略者勾結起來的強大兇惡的敵人，因此，失敗就很難避免了。
太平天國的影響
太平天國事件，經歷十餘年之久，範圍廣及大半個中國，雖以失敗告終，但影響至為重大：
一、削弱溝朝根基––亙莖陷落後，部分左土箏仍在上惠、可壺一帶聯合「捻黨」反清， 1865年大敗清兵於山東曹，叭並擊斃清將僧格林沁：直至1878年，太平軍的餘部始被完全消滅。一連串的變亂，使清廷元氣大傷。
二、漢人勢力抬頭––在對抗太平天國的戰事當中，清廷的正規軍隊腐敗無能，依賴地方組織團練來應付大局。曾國藩、李鴻章和他們的部屬都立下了大功，清廷不得不重用他們，自此漢人在滿清政權中所佔的比重漸增，至清朝末年甚至掌握了地方實權。
三、地方勢力膨脹––清廷賴地方組織的湘軍、淮軍平定太平天國，從此地方疆吏可以領兵練兵，這是清代軍權下移的契機，亦造成日後地方勢力的膨脹。
四、播下革命種子––太平天國所宣揚的民族思想和革命精神，自此深入民心；餘部流落四方，仍以滅滿興漢為職志。清朝末年的革命運動，多少受到太平天國的啟發。
五、倡導社會革命––太平天國規定土地公有，主張財富平均分配：又提倡男女平等，及破除社會陋習。這些措施，雖然未能貫徹實行，但對日後的中國有一定的影響，成為倡導社會革命的先驅。
六、上海租界成立––當太平天國的動亂正急時，列強宣佈上海中立，且命海軍登陸，又組織「義勇隊」維持居住地區的治安。自此以後，外人居住地區的行政權由各國領事共管，租界從此成立。
七、海關制度源起––上海動亂時，清吏逃遁一空，英、美、法三國領事協議派出代表，組成開稅管理委員會。後來清廷邀請外國人管理海關，任命外國人為總稅務司，中國沿海各商埠和長江沿線各口岸共達三十餘處，也先後實行了由外國稅務司控制的海關制度。
太平天國革命發生在中國進入近代社會的初期，它既是單純的農民戰爭，又帶有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它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把農民平均主義思想發展到了頂峰。從形式上看，清王朝的統治還延續了近半個世紀，但在這半個世紀中，人民受到了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和鼓舞，一直沒有停止過對封建王朝的鬥爭，半個世紀後終於爆發了辛亥革命。
太平天國革命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革命，從1851年起共堅持了14年，勢力擴展到17省，有力地打擊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和外國的侵略，促進了封建社會的崩潰。
太平天國 (註)
（註1）洪 秀 全 在 一 個 農 民 家 庭 出 生 。 十 六 歲 因 家 貧 而 終 止 了 學 業 ， 多 次 參 加 科 舉 考 試 ， 都 失 敗 了 。
1843 年 ， 他 在 閱 讀 宣 傳 基 督 教 的 書 《 勸 世 良 言 》 後 ， 創 立 了 「 拜 上 帝 會 」 。
第 二 年 ， 與 馮 雲 山 到 廣 西 傳 教 。1851 年1 月11 日 ， 拜 上 帝 會 在 廣 西 桂 平 縣 金 田 村 發 動 群 眾 起 事 ， 不 久 定 國 號 為 太 平 天 國 ， 洪 秀 全 自 稱 天 王 ， 並 分 封 諸 王 。
（註 2）楊 秀 清 出 身 貧 苦 ， 長 大 後 以 種 植 山 林 及 燒 炭 為 業 。 公 元1846 年 ， 他 由 馮 雲 山 介 紹 加 入 拜 上 帝 會 。 公 元1851 年1 月 ， 參 與 發 動 金 田 起 事 ， 他 任 中 軍 主 將 。12 月 在 永 安 被 封 為 東 王 、 九 千 歲 ， 掌 握 軍 政 大 權 。
接 著 他 和 洪 秀 全 帶 軍 攻 克 武 漢 三 鎮 ， 沿 江 東 下 ， 攻 克 南 京 ， 他 極 力 主 張 在 南 京 建 都 。 後 來 他 派 兵 北 伐 、 西 征 ， 並 協 助 洪 秀 全 制 訂 政 策 ， 處 理 外 交 事 務 。
公 元1856 年 春 ， 擊 破 清 軍 的 江 北 、 江 南 大 營 。
同 年8 月 ， 楊 秀 清 逼 天 王 洪 秀 全 封 他 為 「 萬 歲 」 ， 導 致 太 平 天 國 領 導 集 團 內 部 矛 盾 激 化 。 洪 秀 全 密 詔 韋 昌 輝 、 石 達 開 回 天 京 。9 月 ， 楊 秀 清 被 韋 昌 輝 殺 死 。
（註3）蕭 朝 貴 在 家 以 種 植 山 林 和 燒 炭 為 生 。 公 元1846 年 ， 他 經 馮 雲 山 介 紹 加 入 拜 上 帝 會 。
公 元1851 年1 月 ， 發 動 金 田 起 事 時 ， 他 任 前 軍 主 將 。12 月 ， 在 永 安 封 為 西 王 。 第 二 年 永 安 突 圍 時 ， 他 帶 兵 大 敗 清 軍 。9 月 ， 圍 攻 長 沙 ， 他 親 臨 前 線 指 揮 ， 在 城 南 妙 高 峰 因 中 炮 受 傷 而 死 。
（註4）馮 雲 山 年 少 時 已 經 通 曉 經 史 ， 博 覽 群 書 。
公 元1843 年 ， 他 和 洪 秀 全 創 立 拜 上 帝 會 ， 先 後 在 廣 東 、 廣 西 一 帶 傳 教 ， 發 動 群 眾 。 公 元1848 年 他 被 團 練 逮 捕 ， 經 會 眾 籌 款 營 救 出 獄 。
公 元1851 年1 月 ， 他 參 與 發 動 金 田 起 事 。12 月 ， 在 永 安 被 封 為 南 王 。 負 責 制 訂 《 太 平 軍 目 》 、 《 太 平 禮 制 》 等 。
公 元1852 年 ， 太 平 軍 北 上 ， 馮 雲 山 在 全 州 城 外 中 炮 受 傷 。6 月 ， 在 蓑 衣 渡 因 傷 勢 惡 化 而 死 。
（註5）韋 昌 輝 出 身 於 做 典 當 商 的 家 庭 。 因 為 受 本 鄉 豪 紳 欺 凌 和 官 府 勒 索 ， 他 在 公 元1848 年 憤 而 加 入 拜 上 帝 會 。
公 元1851 年 發 動 金 田 起 事 時 ， 他 任 右 軍 主 將 。12 月 ， 在 永 安 被 封 為 北 王 。
太 平 天 國 定 都 天 京 後 ， 他 主 管 日 常 政 事 和 衛 戍 任 務 ， 並 參 與 外 交 事 宜 。
公 元1856 年 他 受 洪 秀 全 密 詔 ， 從 江 西 帶 領 三 千 精 兵 回 到 天 京 ， 包 圍 東 王 府 ， 殺 死 楊 秀 清 及 其 家 屬 ， 並 誘 殺 楊 秀 清 的 部 隊 。
石 達 開 回 到 天 京 後 ， 對 他 的 濫 殺 表 示 不 滿 ， 韋 昌 輝 準 備 殺 害 石 達 開 。 石 達 開 逃 走 後 ， 韋 昌 輝 便 屠 殺 石 達 開 的 家 屬 ， 後 被 洪 秀 全 處 死 。
（註6）石 達 開 出 身 客 家 地 主 ， 因 為 受 到 土 著 的 排 擠 ， 參 加 了 拜 上 帝 會 。
公 元1851 年1 月 ， 參 與 發 動 金 田 起 事 ， 任 左 軍 主 將 。12 月 ， 在 永 安 被 封 為 翼 王 。 後 來 他 帶 兵 打 入 湖 南 、 湖 北 ， 沿 江 東 下 ， 攻 克 南 京 。
公 元1853 年 ， 他 奉 命 巡 視 安 慶 ， 後 來 又 指 揮 軍 隊 支 援 西 征 軍 。 公 元1856 年 ， 他 和 秦 日 綱 一 起 帶 軍 攻 破 清 軍 的 江 南 大 營 ， 接 著 去 武 昌 督 師 。 不 久 他 又 奉 洪 秀 全 的 密 詔 回 到 天 京 。
由 於 對 韋 昌 輝 的 濫 殺 表 示 不 滿 ， 韋 昌 輝 要 加 害 於 他 。 他 連 夜 逃 走 ， 家 屬 被 韋 昌 輝 殺 害 。
韋 昌 輝 被 洪 秀 全 處 決 後 ， 石 達 開 回 京 輔 政 ， 但 受 洪 秀 全 的 猜 忌 。
公 元1857 年 他 從 天 京 出 走 ， 帶 領 十 萬 人 馬 單 獨 行 動 ， 分 散 了 太 平 天 國 的 軍 力 。 以 後 ， 他 轉 戰 江 西 、 浙 江 、 福 建 、 湖 南 、 湖 北 、 廣 西 、 貴 州 、 雲 南 、 四 川 等 地 。 公 元1863 年 ， 在 大 渡 河 紫 打 地 （ 今 安 順 場 附 近 ） ， 陷 入 清 軍 重 圍 ， 他 被 俘 ， 押 往 成 都 ， 受 酷 刑 而 死 。
1843 年 ， 他 在 閱 讀 宣 傳 基 督 教 的 書 《 勸 世 良 言 》 後 ， 創 立 了 「 拜 上 帝 會 」 。
第 二 年 ， 與 馮 雲 山 到 廣 西 傳 教 。1851 年1 月11 日 ， 拜 上 帝 會 在 廣 西 桂 平 縣 金 田 村 發 動 群 眾 起 事 ， 不 久 定 國 號 為 太 平 天 國 ， 洪 秀 全 自 稱 天 王 ， 並 分 封 諸 王 。
（註 2）楊 秀 清 出 身 貧 苦 ， 長 大 後 以 種 植 山 林 及 燒 炭 為 業 。 公 元1846 年 ， 他 由 馮 雲 山 介 紹 加 入 拜 上 帝 會 。 公 元1851 年1 月 ， 參 與 發 動 金 田 起 事 ， 他 任 中 軍 主 將 。12 月 在 永 安 被 封 為 東 王 、 九 千 歲 ， 掌 握 軍 政 大 權 。
接 著 他 和 洪 秀 全 帶 軍 攻 克 武 漢 三 鎮 ， 沿 江 東 下 ， 攻 克 南 京 ， 他 極 力 主 張 在 南 京 建 都 。 後 來 他 派 兵 北 伐 、 西 征 ， 並 協 助 洪 秀 全 制 訂 政 策 ， 處 理 外 交 事 務 。
公 元1856 年 春 ， 擊 破 清 軍 的 江 北 、 江 南 大 營 。
同 年8 月 ， 楊 秀 清 逼 天 王 洪 秀 全 封 他 為 「 萬 歲 」 ， 導 致 太 平 天 國 領 導 集 團 內 部 矛 盾 激 化 。 洪 秀 全 密 詔 韋 昌 輝 、 石 達 開 回 天 京 。9 月 ， 楊 秀 清 被 韋 昌 輝 殺 死 。
（註3）蕭 朝 貴 在 家 以 種 植 山 林 和 燒 炭 為 生 。 公 元1846 年 ， 他 經 馮 雲 山 介 紹 加 入 拜 上 帝 會 。
公 元1851 年1 月 ， 發 動 金 田 起 事 時 ， 他 任 前 軍 主 將 。12 月 ， 在 永 安 封 為 西 王 。 第 二 年 永 安 突 圍 時 ， 他 帶 兵 大 敗 清 軍 。9 月 ， 圍 攻 長 沙 ， 他 親 臨 前 線 指 揮 ， 在 城 南 妙 高 峰 因 中 炮 受 傷 而 死 。
（註4）馮 雲 山 年 少 時 已 經 通 曉 經 史 ， 博 覽 群 書 。
公 元1843 年 ， 他 和 洪 秀 全 創 立 拜 上 帝 會 ， 先 後 在 廣 東 、 廣 西 一 帶 傳 教 ， 發 動 群 眾 。 公 元1848 年 他 被 團 練 逮 捕 ， 經 會 眾 籌 款 營 救 出 獄 。
公 元1851 年1 月 ， 他 參 與 發 動 金 田 起 事 。12 月 ， 在 永 安 被 封 為 南 王 。 負 責 制 訂 《 太 平 軍 目 》 、 《 太 平 禮 制 》 等 。
公 元1852 年 ， 太 平 軍 北 上 ， 馮 雲 山 在 全 州 城 外 中 炮 受 傷 。6 月 ， 在 蓑 衣 渡 因 傷 勢 惡 化 而 死 。
（註5）韋 昌 輝 出 身 於 做 典 當 商 的 家 庭 。 因 為 受 本 鄉 豪 紳 欺 凌 和 官 府 勒 索 ， 他 在 公 元1848 年 憤 而 加 入 拜 上 帝 會 。
公 元1851 年 發 動 金 田 起 事 時 ， 他 任 右 軍 主 將 。12 月 ， 在 永 安 被 封 為 北 王 。
太 平 天 國 定 都 天 京 後 ， 他 主 管 日 常 政 事 和 衛 戍 任 務 ， 並 參 與 外 交 事 宜 。
公 元1856 年 他 受 洪 秀 全 密 詔 ， 從 江 西 帶 領 三 千 精 兵 回 到 天 京 ， 包 圍 東 王 府 ， 殺 死 楊 秀 清 及 其 家 屬 ， 並 誘 殺 楊 秀 清 的 部 隊 。
石 達 開 回 到 天 京 後 ， 對 他 的 濫 殺 表 示 不 滿 ， 韋 昌 輝 準 備 殺 害 石 達 開 。 石 達 開 逃 走 後 ， 韋 昌 輝 便 屠 殺 石 達 開 的 家 屬 ， 後 被 洪 秀 全 處 死 。
（註6）石 達 開 出 身 客 家 地 主 ， 因 為 受 到 土 著 的 排 擠 ， 參 加 了 拜 上 帝 會 。
公 元1851 年1 月 ， 參 與 發 動 金 田 起 事 ， 任 左 軍 主 將 。12 月 ， 在 永 安 被 封 為 翼 王 。 後 來 他 帶 兵 打 入 湖 南 、 湖 北 ， 沿 江 東 下 ， 攻 克 南 京 。
公 元1853 年 ， 他 奉 命 巡 視 安 慶 ， 後 來 又 指 揮 軍 隊 支 援 西 征 軍 。 公 元1856 年 ， 他 和 秦 日 綱 一 起 帶 軍 攻 破 清 軍 的 江 南 大 營 ， 接 著 去 武 昌 督 師 。 不 久 他 又 奉 洪 秀 全 的 密 詔 回 到 天 京 。
由 於 對 韋 昌 輝 的 濫 殺 表 示 不 滿 ， 韋 昌 輝 要 加 害 於 他 。 他 連 夜 逃 走 ， 家 屬 被 韋 昌 輝 殺 害 。
韋 昌 輝 被 洪 秀 全 處 決 後 ， 石 達 開 回 京 輔 政 ， 但 受 洪 秀 全 的 猜 忌 。
公 元1857 年 他 從 天 京 出 走 ， 帶 領 十 萬 人 馬 單 獨 行 動 ， 分 散 了 太 平 天 國 的 軍 力 。 以 後 ， 他 轉 戰 江 西 、 浙 江 、 福 建 、 湖 南 、 湖 北 、 廣 西 、 貴 州 、 雲 南 、 四 川 等 地 。 公 元1863 年 ， 在 大 渡 河 紫 打 地 （ 今 安 順 場 附 近 ） ， 陷 入 清 軍 重 圍 ， 他 被 俘 ， 押 往 成 都 ， 受 酷 刑 而 死 。
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興起的原因，主要有下列各點：
一、種族仇恨--清兵入關後，對漢人殺戮甚慘，康、雍、乾三朝雖然施行恩威並濟的政策，始終無法消弭漢人的民族仇恨：加上清朝歧視漢人的措施，更激發了漢人的民族思想，反清活動一直沒有止息。
二、政治敗壞--乾隆中期以後，吏治腐敗，嘉慶、道光年間，國庫空虛，貪污風氣盛行，捐納又多，導致民怨沸騰，甚至起來反抗。
三、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矛盾空前激化。戰時軍費7千萬元和對外賠款2千多萬元，全部都加到了廣大農民和其他生產者身上。又由於各級官吏的層層盤剝和地主階級轉嫁攤派，農民的實際負擔數倍於明文規定的提稅。再加上銀價上漲及連年水旱災害，大批人民衣食無著，陷於極端悲慘的境地。因之農民的反抗風起雲湧，遍及全國，其中尤以兩廣和湖南鬥爭最為激烈。在這樣的背景下，太平天國革命在廣西爆發了。
太平天國創立經過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註1）率領2萬多名群眾在桂平縣金田村發動起義，建號「太平天國」，軍隊稱作「太平軍」，洪秀全被擁立為「天王」。9月，太平軍攻克永安（今蒙山縣），洪秀全封楊秀清（註2）為東王，蕭朝貴（註3）為西王，馮雲山（註4）為南王，韋昌輝（註5）為北王，石達開（註6）為翼王，確定了紀律，整頓了隊伍，改陰歷為天歷，初步建立了革命政府。
金田起義一爆發，清政府立即派來軍隊鎮壓，清軍包圍了永安。太平軍在永安待了半年，就突圍而出，於1852年4月離開廣西進入湖南。當時湖南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太平軍發佈了《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諭救一切天生天養》等文告，明確提出了推翻清王朝的戰鬥號召，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投營報效者「日以千計」，太平軍兵力大增。9月攻長沙，81天未下，主動撤圍北上。在益陽、岳州一帶，獲得了大批船隻炮械，建立了水師。大軍沿長沙水陸並進，勢如破竹。
1853年1月克武昌，3月佔領南京，把南京改為「天京」，作為都城。為了鞏固天京，又發兵攻佔了附近的鎮江、揚州和浦口。太平軍建都後，即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廢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平均分配土地，還實行了男女平等的政策，禁止買賣婦女和女婢。對外則堅持獨立自主的政策，否認不平等條約，禁止販賣鴉片，反對外來侵略。
這些措施，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的鬥志。 隨後，從1853年5月開始，太平軍進行了北伐和西征，各地天地會和捻黨也先後發動武裝起義與之相呼應。但北伐由於偏師北進，孤軍深入，援師不繼而失敗。西征則先遇小挫，後由石達開指揮，大敗曾國藩湘軍。在天京附近，太平軍又大破清軍江北、江南兩大營。到1856年夏，上至武漢，下至鎮江連成一片，盡在太平軍控制下，是為太平天國軍事上全盛時期。但就在這大好形勢下，卻發生了自相殘殺的「天京事變」。9月2日，楊秀清被暗殺，楊秀清的部下也有5000餘人中計被殺害，後洪秀全又下令詔書，由石達開回京輔政。次年5月，石達開被逼走，更造成了人心冷淡，銳氣減半的局面。「天京事變」給太平天國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大的危害，而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北京政變」後，公然和外國侵略者勾結起來，共同鎮壓人民革命，使得太平軍從此進入了十分困難的戰略防禦階段。
洪秀全為了克服危機，提拔了陳玉成、李秀成以及洪仁玕等一批將領，重新組建了領導核心。1858年8月，李秀成約集各路將領大會於樅陽，陳玉成也趕來參加。會上大家「各誓一心，訂約會戰」。會後，陳、李聯合作戰。九月，攻破清軍重建的江北大營，10月，大戰三河鎮，全殲湘軍主力李續賓部。1859年，頒布了洪仁玕的《資政新篇》。1860年5月，攻破清軍重建的江南大營，解除了天京的圍困，並乘勝東進佔領蘇、杭，開闢了蘇浙根據地，革命一度出現了重新振興的局面。西北戰場則在陳玉成的指揮下進行了英勇的安慶保衛戰。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1861年9月安慶失守，天京危急。李秀成率軍回援天京，與湘軍大戰40余天，未能破圍。值得一提的是，在後來險惡的情況下，1862年，太平軍還在上海、寧波有力地打擊了外國侵略者。1864年6月3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國失敗。
一、種族仇恨--清兵入關後，對漢人殺戮甚慘，康、雍、乾三朝雖然施行恩威並濟的政策，始終無法消弭漢人的民族仇恨：加上清朝歧視漢人的措施，更激發了漢人的民族思想，反清活動一直沒有止息。
二、政治敗壞--乾隆中期以後，吏治腐敗，嘉慶、道光年間，國庫空虛，貪污風氣盛行，捐納又多，導致民怨沸騰，甚至起來反抗。
三、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矛盾空前激化。戰時軍費7千萬元和對外賠款2千多萬元，全部都加到了廣大農民和其他生產者身上。又由於各級官吏的層層盤剝和地主階級轉嫁攤派，農民的實際負擔數倍於明文規定的提稅。再加上銀價上漲及連年水旱災害，大批人民衣食無著，陷於極端悲慘的境地。因之農民的反抗風起雲湧，遍及全國，其中尤以兩廣和湖南鬥爭最為激烈。在這樣的背景下，太平天國革命在廣西爆發了。
太平天國創立經過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註1）率領2萬多名群眾在桂平縣金田村發動起義，建號「太平天國」，軍隊稱作「太平軍」，洪秀全被擁立為「天王」。9月，太平軍攻克永安（今蒙山縣），洪秀全封楊秀清（註2）為東王，蕭朝貴（註3）為西王，馮雲山（註4）為南王，韋昌輝（註5）為北王，石達開（註6）為翼王，確定了紀律，整頓了隊伍，改陰歷為天歷，初步建立了革命政府。
金田起義一爆發，清政府立即派來軍隊鎮壓，清軍包圍了永安。太平軍在永安待了半年，就突圍而出，於1852年4月離開廣西進入湖南。當時湖南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太平軍發佈了《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諭救一切天生天養》等文告，明確提出了推翻清王朝的戰鬥號召，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投營報效者「日以千計」，太平軍兵力大增。9月攻長沙，81天未下，主動撤圍北上。在益陽、岳州一帶，獲得了大批船隻炮械，建立了水師。大軍沿長沙水陸並進，勢如破竹。
1853年1月克武昌，3月佔領南京，把南京改為「天京」，作為都城。為了鞏固天京，又發兵攻佔了附近的鎮江、揚州和浦口。太平軍建都後，即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廢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平均分配土地，還實行了男女平等的政策，禁止買賣婦女和女婢。對外則堅持獨立自主的政策，否認不平等條約，禁止販賣鴉片，反對外來侵略。
這些措施，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的鬥志。 隨後，從1853年5月開始，太平軍進行了北伐和西征，各地天地會和捻黨也先後發動武裝起義與之相呼應。但北伐由於偏師北進，孤軍深入，援師不繼而失敗。西征則先遇小挫，後由石達開指揮，大敗曾國藩湘軍。在天京附近，太平軍又大破清軍江北、江南兩大營。到1856年夏，上至武漢，下至鎮江連成一片，盡在太平軍控制下，是為太平天國軍事上全盛時期。但就在這大好形勢下，卻發生了自相殘殺的「天京事變」。9月2日，楊秀清被暗殺，楊秀清的部下也有5000餘人中計被殺害，後洪秀全又下令詔書，由石達開回京輔政。次年5月，石達開被逼走，更造成了人心冷淡，銳氣減半的局面。「天京事變」給太平天國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大的危害，而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北京政變」後，公然和外國侵略者勾結起來，共同鎮壓人民革命，使得太平軍從此進入了十分困難的戰略防禦階段。
洪秀全為了克服危機，提拔了陳玉成、李秀成以及洪仁玕等一批將領，重新組建了領導核心。1858年8月，李秀成約集各路將領大會於樅陽，陳玉成也趕來參加。會上大家「各誓一心，訂約會戰」。會後，陳、李聯合作戰。九月，攻破清軍重建的江北大營，10月，大戰三河鎮，全殲湘軍主力李續賓部。1859年，頒布了洪仁玕的《資政新篇》。1860年5月，攻破清軍重建的江南大營，解除了天京的圍困，並乘勝東進佔領蘇、杭，開闢了蘇浙根據地，革命一度出現了重新振興的局面。西北戰場則在陳玉成的指揮下進行了英勇的安慶保衛戰。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1861年9月安慶失守，天京危急。李秀成率軍回援天京，與湘軍大戰40余天，未能破圍。值得一提的是，在後來險惡的情況下，1862年，太平軍還在上海、寧波有力地打擊了外國侵略者。1864年6月3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國失敗。
Monday, April 03, 2006
B.T
ladies and gentleman..
behold budget terminal
source: clubsnap forum
crop: 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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